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为党的创建做出了卓越的努力。

顶天立地的非常之人

1919年春，董必武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完成了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的转变。
　　此前，他在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负责起义部队的后勤供应。首义胜利后在湖北军政府中任职，参加了同盟会。1915年12月在反袁护国中两次被捕，仍积极响应孙中山在1917年8月发动的反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并于1918年3月参加了湖北利川蔡济民的鄂西靖国军。在护法期间，他得知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便写信给日本友人以探询情况和索取资料，并经常从教堂借阅英文报纸，阅读有关十月革命的新闻，对俄国人民的革命精神深感敬佩。
　　1919年春，在蔡济民遭到军阀暗算后，他赴上海向孙中山及各方面申诉要求惩办祸首却没有结果。在上海期间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对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的革命产生怀疑，开始思考新的救国救民的方法和道路。上海的湖北善后公会（由湖北的革命党人活动分子成立的湖北省旅居上海的同乡组织）推举他主持会务。此时他结识了李汉俊。李刚从日本留学回来，带有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他虚心向李了解情况，借阅有关图书专心攻读，几乎与李天天交谈和讨论革命和共产党的问题，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切磋中国革命的方向和道路。他认识到：“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行不通，必须走列宁的道路”。
　　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看到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深受鼓舞。5月8日，他主持的湖北善后公会全力声援五四运动，致电湖北省议会、教育会、武汉商会、汉口各团体联合会称：“外交失败，败亡间不容发，请亟起主张严惩卖国党，急电巴黎专使拒绝签字，并要求列强主持公道以图挽救。”。其后他经常会晤湖北各界来沪的人士，张扬五四精神。他此时结识了来上海参观的陈潭秋，畅谈了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互相交换了对当前斗争和未来前涂的想法。从此他们志同道合，结下深厚友谊。同时他还和张国恩、詹大悲、李汉俊等商量进行革命的方法。他们一致认为：要进行革命活动，必须用革命理论指导革命实践。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现在最紧要的事应该从宣传新思想培养革命人才人手。最后他们确定办报纸和办学校是宣传新思想和培养人才的最好办法。此时他已经完成由三民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惊天动地的非常之事

董必武作为中国共产党杰出缔造者之一，于1920年夏在湖北筹建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1919年8月他从上海回到武汉，同张国恩、陈潭秋等11人筹款开办了武汉中学。校址选在湖北教育会附近的一个学校旧址。武汉中学于1920年3月正式开学。该校以宣传革命思想，培养革命人才为目的，引导学生努力学习、关心国内外时事、振兴中华。他还指导武汉中学学生会创办了《武汉中学周刊》（不定期刊物），介绍新思想、发表反帝反封建、推动教育改革的文章。由于他与学生和教职员工打成一片，在他的影响下，武汉中学成了湖北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基地，在培养革命干部，传播革命火种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为他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积累了经验。
　　他不仅传播新思想，而且还与旧思潮作坚决斗争。他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建立党组织的必要性。在10月间，他同湖北教育会内反对新思潮的一派人物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此他曾写信给李汉俊通报湖北情况说：“湖北的教育会弄得糟”。10月6日李汉俊致函他：“湖北不只教育会糟，因为湖北全部糟，才能容教育会糟。我们中国不只湖北糟，因为中国全部糟，才能容湖北糟。我们现在要救中国，只有大破坏，大创造，大破坏！！！大建设！！！”。他在思想上赞同李汉俊这种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的观点，同时主张伟大的革命业绩必须从细微小事做起，由此树立了从大处着眼，从小事做起的正确观点。
　　1920年夏，他收到已在上海创建了共产主义小组的李汉俊的来信，知道了上海的情况，并了解到李要他在武汉也建立起同类性质组织的愿望。他给李的复信中同意马上开始建党活动。他首先与陈潭秋慎重商谈了在汉建立党组织的重大事项，得到了陈的完全同意。之后他与陈潭秋、张国恩为筹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几个月后，刘伯垂受陈独秀及李汉俊的委托，来汉与他密商建立组织事宜。1920年6、7月间，他与陈潭秋、张国恩、包晦生（惠僧）、赵子俊、赵子健和郑凯卿等同意，正式成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第一次秘密会议的地址在武昌抚院街三号。为了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他与同志们商量，决定租用湖北警察厅背后的一座房子，挂起了律师的招牌，作为小组的联系地点。会议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由刘伯垂介绍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经过。二是学习党的知识。出席会议的同志们还集体学习讨论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草拟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这个党纲是陈独秀和魏金斯基起草的。共有十五条。会上还学习了一些介绍劳农俄国和宣传鼓动的小册子。三是大家一起研究了小组如何开展活动。会议制定了秘密开展组织活动的制度，并推定包晦生（惠僧）为临时支部书记，常驻机关工作。他们还在武汉多公祠建立了活动地点。

改天换地的非常之举

董必武建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后，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作了大量实际工作。
　　他与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以各种方式深入工厂、农村及学校，宣传鼓动工人群众，广泛开展阶级力量的发动工作。1920年9月1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对武昌织布局、纺纱局、麻布局、铜币局、银币局工人状况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其调查表以“文华大学学生”的署名在《新青年》第8卷第一号发表。10月24日，他和张国恩等发起组织132名教育工作者在武昌举行大会，揭露湖北省教育会会长谢石钦为王占元张目，反对教育改革、侵吞公款等恶劣行径，并推举董必武等筹备新的教育会。12月19日，包惠僧、赵子健到汉口谌家矶扬子机器厂调查工人状况。在他们的发动下，革命运动如火如荼。1921年的3、4月间，汉口鞋业工人和刻字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了罢工。5月1日至2日，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举行同盟罢工，抗议车行将每车的车租增加100文的决定，车行被迫收回成命。5月4日他组织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和农民在武昌阅马场举行“五四”周年纪念大会，并在大会上讲话。会后，他和陈潭秋等人率领群众举行游行示威。
　　他在扩大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方面也卓有成效。1920年11月7日，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领导下，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武汉中学举行成立会议。会议由董必武、包惠僧等主持，确定了团的名称、宗旨和主要任务，并规定了团的组织制度。14日，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第二次会议。董必武在会上讲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介绍了武汉工人组织状况，分析近期发生罢工的原因和情况。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很快在各大、中学校建立起支部。学生组织起来，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到工人中间去宣传。青年团还在中华大学、武昌高师、湖北一师、湖北女师等学校掀起反对不合理旧制度的学潮。
　　他同时还注意建党的思想理论的准备工作。他与两次来武汉的马迈耶夫（经共产国际批准派到中国的俄共（布）党员小组成员），商谈拟办一补习学校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以配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李汉俊从上海回潜江停留武昌时，应他的邀请向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介绍唯物史观，并向武汉中学讲授社会主义理论。在他的组织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公开形式对外开展活动。他亲自讲课、传播马克思主义。1921年1月2日，陈潭秋、黄负生、刘子通、李书渠等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以改进湖北教育及社会为宗旨”被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公开出版物，积极宣传新文化传播新思想。不久该刊的创刊人黄负生、刘子通被发展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该刊遂成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直接领导的刊物。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还利用这个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武汉文化界进步力量，加大正确思想的报导。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湖北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促进了人民的觉醒。

开天辟地的非常之功

1921年6月下旬，董必武与陈潭秋被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为代表，代表湖北参加党的一大。
　　7月，他和陈潭秋赶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他自始自终地参加了大会的全部议程。大会于7月23日至31日先在上海，后转移嘉兴南湖进行。中共一大的国内出席者还有李汉俊、李达、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陈公博、包惠僧11人。会议参加者包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共计15人。
　　7月23日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会址设在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里。在一层18平方的客厅里，他与代表们围坐在中间的一张大餐桌四周，神情异常庄重。他们在这里正在做着中国史无前例的事情。第一天，是开幕式，大会通过了会议议程。24日他向大会全面汇报了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的筹建和本地区党团活动情况，得到了到会代表的肯定。25、26日，利用大会休会的两天时间，他作为大会文件起草人之一与张国焘、李汉俊、刘仁静、李达等人一起起草了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经过两天的紧张而细致的工作，他们拿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初稿，供代表们讨论。27、28、29日他与到会代表集中精力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基本确定了党的纲领，即最终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在理论和实践上为党的创建做出了积极贡献。
　　30日的会议由于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改为31日在嘉兴南湖的游船进行。在31日的会议上，陈公博及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因故未能出席。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由此中国诞生了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党的名称确定为中国共产党。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为：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利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家所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明确提出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指导工人运动。在会议中，他正确评价了孙中山从成立同盟会以来所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充分肯定了其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伟大功绩以及孙文学说的进步意义。他把孙中山与军阀徐世昌作了严格区别，奠定了党今后为了反对共同敌人，应该联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基础。他与到会代表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会议根据当时党员数量少、地方组织不健全和党的纲领的规定，确定了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会议通过选举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下午6时左右，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会后，他和李汉俊起草了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总结了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
　　董必武与一大代表们共同完成了建党使命，为中国革命的到来及胜利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