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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地方志工作由“重修轻用”向“修用并重”转型——浙江地方志成果转化应用案例征集评选工作综述

信息来源:“方志浙江”微信公众号 发布时间:2023-08-19 15:20:12 【字体:

  2021年9月至今,浙江市县地方志成果转化应用案例征集评选工作开展已近两年,评选产生2021年度、2022年度地方志成果转化应用“十佳”典型案例18个、优秀案例32个,市县地方志工作机构贯彻“修志为用”理念,推动地方志工作由“重修轻用”向“修用并重”转型初显成效。

  近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站在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高水平推进“两个先行”的高度,提出加快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以文化力量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新的发展形势,要求地方志工作积极跟进落实党中央和上级重大决策部署,在融入党委政府中心工作中找到结合点和着力点,主动转型,精准服务,做好资政应用大文章。为此,省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王浩,副省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胡伟先后对地方志成果转化应用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意见》,已将成果转化应用列为“十四五”期间全省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五大工程之一,作了具体的规划和部署。

  为在全省更好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广大地方志工作者强化“修志为用”理念,形成全社会读志用志浓厚氛围,省地方志办公室在2021、2022年多次发文,鼓励、引导各市、县(市、区)地方志工作机构创新思路、靠前站位、主动作为,探索、推动地方志工作与当地经济社会相关行业领域深度融合,培育、挖掘、整理、报送本地应用地方志成果(含旧志、新志、年鉴等)服务地方发展大局并产生良好效益的典型案例。经前期筛选、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在各地报送的70余个案例中已提炼产生50个具有典型性、方志味、实效性的示范和样板。虽然数量有限,但已初步显现方志文化良好的兼容性,以及在多个领域转化落地的发展空间和潜能:

一、担负意识形态主体责任

  把牢政治方向、高举思想之旗是地方志工作的天然属性,历代方志记载的优秀文化传统、先贤励志故事、红色革命星火、地方发展智慧,是开展爱国爱乡、反腐倡廉、红色根脉、睦邻团结和乡土文化宣传教育的鲜活材料。近年来,市县地方志工作机构举旗帜、聚人心,发挥地方志工作在强化理论武装方面的基础作用,主动挖掘、整理历代方志、宗谱中记载的乡贤史料、廉洁故事、家训族规、先进事迹等,自主策划相关意识形态主题展,或者配合地方政府建设廉政教育馆、城市规划馆、主题文化公园等标志性建筑,为之提供研究报告、展陈设计、图文资料等。

  例如,宁波市、奉化区两级方志机构联合动议市纪委,促成奉化仁湖公园打造“清廉家风园”,从地方宗谱资料中辑录各姓清廉主题家训,设计、建造宣传长廊;余杭区史志办会同区相关部门和鸬鸟镇,共建廉政教育线下展示地——“梨廉”文化馆,区志办从历代余杭旧志中,辑录余杭清廉人物、清廉事迹,供给展馆宣传,并参考史志资料,策划了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主题展,作为特色展示区块;海盐县史志办利用县志资源,与县教育局合作编写全县第一套统一的乡土教材《潮起海盐》,为全县20所小学四、五年级共174个班开设乡土历史文化课程;以及松阳县利用志书文献中关于张玉娘的记载,提炼、弘扬张玉娘地方名人文化等。

  这方面较为突出的一条主线,是利用方志记载,整理、绘制中国共产党在浙江发展的红色地图,特别是早期发展阶段,条件艰苦、环境恶劣、资料不全,很多县乡层面的红色足迹在宏观的党史资料中记述简略、细节难明,而具体的信息往往残留在地方志和宗谱当中。近年来,绍兴市方志办根据志书记载,厘清了绍兴历史上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会址仓颉祠的准确位置和基本情况,推动建立了中共绍兴(党、团)地方支部成立纪念广场;长兴县根据县志记载,发现竹元村徐家老宅是抗战时期中共长兴县委地下秘密交通联络站,整理汇辑相关革命故事,推动兴建中共长兴县委秘密交通联络站陈列馆。

二、融入乡村振兴战略

  地方志是文献版的地方空间,联结国家治理和乡土社会是地方志的核心特征。历代方志,保存了大量古地名、古村落、古道、古寨等历史记忆。二轮修志期间,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结合志书编纂,深入开展乡土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研究,相关成果在乡村振兴、特别是在发展传统文化产业和复建古镇、古村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例如,海宁市史志办与中国丝绸博物馆合作编纂《云龙蚕桑志》,举办“云龙村的蚕桑记忆”展览,推动云龙村成功打造蚕俗文化体验园区;文成县基于县、乡镇、村三级志书记载,系统整理鳌里古村史志资料,通过新闻媒体、学习强国、纪录片、连环画等渠道进行宣传,吹响了鳌里复兴强村的冲锋号。

  参与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是修志成果下基层、进乡村的重要抓手。十年来,市县方志系统通过发掘乡土记忆、整理地方文史资料、编印史志书刊、指导或参与村史村志编纂、制作地方史志影像作品等,赋智礼堂内容供给,充分发挥农村文化礼堂道德教化、礼仪培养和文化熏陶的作用,真正让礼堂用起来、转起来、活起来。例如,嘉善县提炼历代志书资料,组织开展史志文化系列宣讲活动;建德市参考旧志记载,为农村文化礼堂设计“土酒文化馆”;庆元县参稽旧志,设计月山文化礼堂“三让世家”长廊,等等。

三、赋能乡土品牌建设

  浙江大地,田间陌上,散布着无数饱蘸历史气息和泥土芬芳的“老底子”乡土品牌,它们多是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手工业等传统领域曾经兴盛一时的知名产品,在后工业化的今天,这些“老底子”品牌,往往需要文化元素的加持,才能重新焕发竞争力,而注册国家地理标志商标,就是一条比较重要的通道。申请国家地理标志商标,必须提交该产品在历史上客观存在且具备一定影响力和信誉度的佐证材料,材料须来源于权威的历史文献记载,作为历代官书、详载地方风物的地方志书,因此越来越受到申请地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的重视。

  近年来,温州大黄鱼、嘉兴葡萄、嘉兴粽子和嘉兴大米、丽水覆盆子、洞头紫菜等地方特产在申请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从地方志书记载中获益。特别是温州大黄鱼,首次申报因缺少文献支撑被驳回。二度申报时,凭借温州市方志办提供的明代弘治《温州府志》、李时珍《本草纲目》、屠本畯《海味索引》和《温州市志(1991—2012)》关于名优特产的专题记述才顺利通过,成为温州境内第一枚冠以市级行政区域称谓的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此外,武义县历史传统名优产品“宣莲”被恶意抢注商标,并于2014年遭遇侵权诉讼,武义相关部门凭借历代县志中宣莲种植历史、品质特征、行销优势、民间故事等大量记载及相关佐证材料,赢得了反诉成功,并获国家商标评委会最终裁定,此事进一步证明地方志记载地方名优特产对于相关产业发展的潜在支持。

四、打造地方文化标识

  地方志记录一地悠久的历史和传承,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基础资料宝库,是当前打造地方文化标识工作最鲜活而生动的源泉。通过方志中的翔实记载,可以把更多历史故事转化为当代的浙江名片和浙江声音。从已有案例来看,地方志在支持古城复建、展馆建设、地名文化提炼、主题文化宣讲、非遗申报和保护等方面有较大发挥空间。

  例如:天台县围绕和合之城建设,从风景、物产、人物、建筑、民风、习俗等不同层面,挖掘整理各类方志资料中的和合元素,讲好和合故事,开展和合研究、宣传和合文化;遂昌县通过查阅志书、田野采访等方式,对“班春劝农”民俗进行重新梳理,还原汤显祖“班春劝农”的活动场景,成立了汤显祖文化·劝农节;永嘉县立足历代县志记载,开展枫林古镇研究,协助编写枫林古镇申报历史文化名镇申报书,推动枫林古镇列入全省第一批“千年古城”复兴试点。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地方志在非遗申报中的作用。目前已初步提炼龙游姜席堰、松阳松古灌区等地方志助力世界非遗申报的案例,从中可以看到,编撰申遗文本至关重要,而文本撰写与前述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申报材料相似,需要提供系统、翔实的地方史料记载,而这样的文献依据,最权威、最全面的,非地方志莫属。

五、助力文旅融合发展

  推进文旅融合发展,是党的二十大和我省十五次党代会提出的战略规划,需要充分发挥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使“诗”和“远方”更好联结,深植乡土、记载各地“诗情画意”的地方志书,已经并将继续在文旅融合发展上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从现有案例来看,地方志已逐步融入我省的诗路文化带建设,并在传统名山名城开发建设上持续发力。

  例如:杭州和新昌两地的史志机构,在利用地方志资料讲好钱塘江诗路文化带、浙江唐诗之路精华地故事上先行一步;衢州是南孔圣地、历史名城,地方志机构运用方志资料,在梳理、研究、还原当地传统文化纪念活动方面作出贡献;建德、富阳等地主动参与古城复建,结合历代地方志书,考证旧城设施、建筑工艺等,还原街巷、牌坊和书院景观;长兴县参考史志文献记载,挖掘、梳理、勘察、标注境内古道线路,助力打造徒步古道群,助力城市文旅品牌建设。

  此外,地方志成果转化应用,在党委政府、地方社会的一些重大项目工程和活动当中,也做出了独特贡献。近年来最引人瞩目的,是省、市、县三级联动编纂的《中国名镇志·乌镇志》,入选多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礼宾书,并成为首部外文版中国名镇志。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四十周年成果展,以及世界温州人大会、世界湖州人大会等重大活动中,方志人也通过供给资料、布置展陈、编纂专书等方式参与其中。近年,宁波市启动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市方志办一方面通过志鉴平台配合做好专题记述和宣传工作,一方面向有关部门提供旧志对于滨海文化的记载和相关地图,显示了地方志工作在新时代城市规划中“有为”“有位”。

  目前,从重修轻用向修用并重转型,已经在地方志工作者乃至用志群体中形成广泛共识,各地、各领域涌现出的案例,证明地方志工作理应在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中有所作为,也必将大有作为。与此同时,市县地方志成果转化应用仍然存在覆盖面窄、利用率低、社会影响弱、成果数量少等问题,特别是很多地方没有将地方志工作纳入“精神富有是共同富裕的底色”这一维度进行思考,没有站在以文化人、以文培元的高度理解修志为用,在走出编纂、走进社会、走向广大用志群体方面缺乏主动性和开创性。

  具体而言,在上述用志场景中,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普遍停留在数枝初开的盆景阶段,还需进一步打造春色满园的风景带。诸如红色遗迹的挖掘整理、古城古镇古村的培育复建、老底子产品的采访搜集、乡土文化的宣传教育、文旅融合的主动参与等方面,还有许多文章可做。特别是全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国家地理标志商标注册、各级非遗产品申报开发乃至全域历史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理应成为地方志转化应用的重要舞台。在上述用志场景之外,地方志还可以主动走出去,探索跨部门、跨行业协同共建,宣传营造社会修志、全民用志的新风尚,集智集策共同开拓方志应用新领域。

作者:赵鹏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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