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者,记也。地方志书记载“一方之全史”，是以地区为主，综合记录该地区自然和社会方面有关历史与现状的大型史料书。志书是实用之书，宋代郑兴裔(宋元进士,庐州及扬州太守,曾先后主修《合肥志》与《广陵志》)最早提出志书有"资政、教化、存史"作用。朱熹“下轿伊始问志书”的故事流传至今，志书“资政、教化、存史”三大功能已然彰显出其对中国社会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只有一代一代的把地方志书保留给子孙后代，才能保持方志旺盛的生命力。
　　那么，史志工作者如何才能编纂出高水平、高质量的志书传给子孙后代呢？
　　笔者认为，藉以良德修志是编好史、修好志的关键前提，更是修出精品良志的绝对保证。
　　（一）
　　  以良德修志，乃出上乘之品。那么史志工作者必须具备怎样的高尚品德呢？
品德，顾名思义，就是人的品质道德，是人的立身之本。作为一个史志工作者，如果不具有高尚的品德，是不可能认真责任地做好这项工作，更不可能把真实的资料信息记载下来。史志工作者的职责就是在修志的过程中对资料和内容的处理要存真求实，要全面客观地记载各种事物及其发展阶段，不以个人好恶随意增删或歪曲。对资料应广泛收集，精心考证，使之准确可靠。记述时要忠于资料，不能随意更改。统计数字要准确无误，切不可随个人意愿变更。所记人和事，应严格依照统一标准，绝不能掺杂个人感情，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使志书真正成为“信史”，经得起现实和历史的检验。古往今来，历史发展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之所以能够名垂千古，关键就在于司马迁具有高尚的品德。司马迁数十年来，足迹踏遍中华的大好河山，广泛收集资料，精心考证，确保了史书资料的真实性。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遭受宫刑后，在狱中发奋图强，自强不息，忍受了非常人所能忍受的痛苦，继续编写《史记》。司马迁在这样身心俱碎的情况下，敢于对当时统治者汉武帝的功过进行恰如其分、公正理性的评价。试想一下，如果司马迁没有高尚的品德，不注重历史发展的真相，只是一味的为统治者歌功颂德，或者心怀记恨而大加抹黑、歪曲历史，是不可能为后世留下这部“史家之绝唱”的。
　　讲究“修志之德”，即要求我们修志队伍中的每一位同志，要对修志事业高度负责，具有秉公执笔的高尚志德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为此，史志工作者必须加强自身的世界观改造，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当前，我们方志部门待遇较弱而工作条件比较艰苦。在搜集资料时，东奔西走，不远万里，象蜜蜂采蜜般地收集一份份资料；在编写志稿时，严冬酷暑，从不懈怠；在校对志搞时，通宵伏案、头昏眼花……。这样的工作态度和精神，一切来源于史志工作者的“良德”。试想一下，要是没有“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的孺子牛精神；要是没有“不为私利动寸心，甘洒热血写春秋”的思想；要是没有淡薄名利，甘守清贫，安于“清苦、辛苦、艰苦”的生活；要是没有为广大人民群众立言，“功在当代、泽民千秋”的雄心壮志，又怎么能在修志工作上任劳任怨、艰苦编修、开拓进取、乐此不疲呢? 又怎么能按时编纂出精品良志呢？我们正是这样做了，因此在修志队伍中出现了许许多多感人的事迹。这种高尚的修志之“德”怎不让人感动？
　　由此可见，这种良好的道德品质是每一位史志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
　　（二）
　　以德修志，修志如修德，坏德必出劣志。
　　作为修志这样一件“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重要事业”（江泽民语），史志工作者首先必须具备高尚品德，良好作风，全身心投入到浩若烟海的资料编纂工作中，获取修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特殊成就感，寻求那份修志人内心独有的宁静和满足。否则，一个贪图近利，品德败坏，低级趣味的修志人是不可能编修出精品志书的。
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国家历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修志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新编地方志的倡议，并要求省、市领导同志结合实际工作读志、用志。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编地方志工作，就是在邓小平同志关于“摸清、摸准我们的国情”思想指导下开展起来的。江泽民同志对地方志工作更是重视有加，他曾对修志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有过全面深刻的论述：“编纂新方志，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工作，而是一项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不仅有近期社会效益，而且可以产生久远社会效益的意义重大的事业”。胡锦涛同志也要求新世纪要继续加强编修地方志工作。所以，我们作为史志工作者，必须牢固树立“史志事业光荣”的思想，认识到史志工作的重要意义，树立良好的作风，切实做好这项“不容易引起重视的重要工作”（江泽民语）。
　　第二轮修志工作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展开，目前大部分县市区已经进行到冲刺阶段。笔者通过全区招考被指派进行修志工作，正当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修志工作即将展开的时候，不时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修志者不得志，得志者不修志”。 开始笔者以为是好事者咬文嚼字，绕口作文取乐，遂而不以为然。后来竟然发现有几位同志拒绝抽调他参加修志工作，有两位同志刚到修志办报到不久便要求回去。修志工作真的有那么可怕吗？如果是这样，那不仅仅是史志工作者的无奈，而首先应该是修志本身的悲哀了。
　　笔者认为，产生“修志者不得志，得志者不修志”这种悖论的原因首先是人们思想价值观的丧失和道德品质的沉沦。得志不得志不在于你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该你得志时你干什么工作都得志，不该得志时你从事什么工作都照样不得志。多少达官贵人今日为座上宾，大权在握，呼风唤雨，那是何等地显赫风光，其不得志乎？可是他不为人民做好事，违背党和人民的意志，抛弃“八荣”，身陷“八耻”， 明天就有可能成为阶下囚，其还得志乎？俗话说“三百六十五行，行行出状元”，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有做出成绩的佼佼者，也泛有终其一生而碌碌无为者。修志工作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著名的历史学家史马迁对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世人所敬仰，多少帝王大臣所不及，他实现了他人生最大的价值。每个人的出身、阅历、文化和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所从事的工作内容不同，志的内容也不同，俗话说“人各有志” 就是这个道理。只要在各自的岗位上尽心尽责，努力创造辉煌就足够了。
史志工作者从事编史修志这一职业要具备健康、积极向上的心理准备和思想基础，必须要对史志事业有更加深入的看法和成熟理性的思考，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史志工作者必须具备良好的人品和道德，一个道德沉沦和人品低俗的人是不可能抱有健康心态和积极思想认真参入到修志工作中的。所以，全体史志工作者要不断提高职业认识，树立职业理想，坚定职业信念，真正认识到方志事业的重要意义，并由此产生一种崇高感、荣誉感和责任感，立定为祖国的方志事业奋斗终身的志向，并付诸行动。建立积极向上、乐观的职业情感，要不断增强史志工作的责任感、事业心，培养从事史志工作的兴趣，从而树立良好的职业风尚和职业道德，忠于职守，任劳任怨，不计个人名利和得失，全身心地投入到方志事业中去。
　　清代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在《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写道：“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由此可见，史志工作是何等的重要和伟大！史志工作者独特的使命又是何等的光荣和沉重！
　　茫茫宇宙，浩瀚无际。人生短暂，一生只做修志一事又何妨？编史修志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浩瀚的系统工程，让天下史志工作者立足现实，热爱本职，实现自我价值，此乃人生之大志也。史志工作者必须要以德修志，修身养性，建立积极向上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培养良好的人品风尚和工作作风；必须具有对党、对人民、对祖国的满腔热情；必须能吃苦耐劳、抵挡金钱诱惑，廉洁自律，甘守清贫，对修志工作无限执著；必须具有统揽全局、高瞻远瞩、驾驭材料、精于调度的能力；必须有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眼光，也就是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分为二地研究材料，分析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编纂出一部具有科学性、时代性、地方性的社会主义新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