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志须得明“法”。何谓“法”？辞书对它的解释有上十种，如方法、办法、规矩、规范；法律、法规、规则等，而以“方法、办法、规矩、规则”用得最为广泛。人们做事、行文必须讲的方法，守则。方法不对，规则不明则事不成，文不畅顺。人说“无规矩不成方圆”，道理在此。做事、行文通用的方法，共守的规则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摸索出来，并且通行，但又“法无定法”，而非一成不变的。方志编写亦然。
　　（一）
　　中国特有的方志从春秋时的《禹贡》算起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了。由于它是书薮中的大族，故有其独到的体裁、方法。近现代西学东渐，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等新学迭出。方志界反思以往，自觉与不自觉吸取新学善法，对传统形式有所改造，竭力加强它的系统性、整体性、科学性。20世纪80年代后国运齐昌，时逢盛世，中央倡导，省、市、县三级修志风行。志界学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选取材料，建造这一浩繁的系统工程，出现一些勇于创新，编排得体，结构、表述、语言高度有序化的上乘之作。21世纪初度，各地又启动二届修志。志界同仁总结首届新志的编修经验教训，又有改进与创新。但是，志界多拘泥于“越境不书，不干外事”；“寓理于事，述而不作”；“史论志记，不相干犯”；“通典不录，下不写上”的志训，还有“语体文，记述体”；“文体，文章风格，也叫语体”等含糊不清的说法。对于表述不符实际的专业结论语编者认识不清，不敢逾越。这又限制了志书的创新，也限制了对创新志书的正确评价。
　　方志性“方”，“越境不书，无干外事”，为保证方志的地方性，一般不能说不对，但不能绝对化。志书是多科信息的载体，作为地方的百科全书、信息库，所容纳的当然是地方的史事。然而当代每个地区都不是封闭的，相反经济、科学文化越发达的地方越开放，横向联系愈广泛，信息流动愈快，它也就愈兴旺发达。现有不少经济文化活动是跨行业、跨地区的。像道路运输并无绝对的区域界线。黄冈已有180多条线路伸向全国20多个省区，100余县市。黄冈市的通用机械厂在鄂州，化工、水泥厂矿在阳新富池，你书不书。无区域界限。古与今，不少事情内与外相互联系。自然的风云雨雪有地带而无地界。政治气候上下贯通，军事行动左横右突，经济活动你来我往，各界人物走南闯北，风俗人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联系三省，黄梅戏生于黄梅县，长于安庆，现又接回“娘家”——黄冈市。黄冈人到广州、海南兴办养殖业，生产的鱼、蛋、猪肉曾垄断那里的市场。以上这些岂能不入方志？
不知大同，亦不知小异；不明外象，亦不明内景。天时、地利、人和三才并立，城市、乡村、上下、四方紧密联系才有区域的快速发展。笔触区事，不能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此如明代方志名家王源所言：“不知四方之形势，不可志一方；不知天下之规模，不可志一县。”“越境不书”能成方志界的戒条么。
　　方志是记述地方史的文库，凡“事”都有“理”。“理”或见事而明，或隐之不现，即“见事”不能“寓理”。历史上黄冈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什么连绵不断；1958年麻城亩产“三万六千斤”水稻为什么发于此时、此地？光是摆“事”说清各自的“理”来吗？
诚然，若说不用逻辑思维，虚构造作，艺术加工，而持客观态度以事实说话；文字表述少用形容词、副词、定语、状语、判断语是对的，但绝非就事论事，不言事理，绝非编者不要进行思考、分析，不对史事作恰当地评述，从而导出前因后果及内在联系。首先，编者认识糊涂，取舍和表述混乱的志书当然不能给人提供全面、系统、科学的信息。同时，若固守“寓理于事”、“述而不作”则不能做到事显理明、有所创新。
　　对于“寓理于事”、“述而不作”；“史论志记，不相于犯”，“通典不录，下不写上”的“志戒”是否应完全恪守？笔者谨陈愚见，以向志界同仁商榷。
　　为了回答以上问题，得陈述一下我国方志的渊源。“方志”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司徒》之“诵训掌道方法，以诏观事；掌道方慝（地方隐存不法、不规、不合民心之事），以诏辟忌，以知地俗。”按段玉裁解释：“方”指“邦国”（即地方），“志”含“识”，“记”二义。也就是用方志这种形式识记地方全部的史事，以供王者或官吏“资治”、“教民”之用。先秦时的《山海经》和《禹贡》是方志的雏形。《汉书•地理志》为史中志，它分自然地理、行政区域、历史文化三大块，前后用史法贯通，中以横排形式，叙述户口、属县、沿革、治所、古迹、山川、冶炼等史事。它为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奠定了独立志书的基础。唐许敬宗的《西域国志》与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改进志书纵横相错的编写方法。宋代建修志机构“九域图志局”，明代颁行指导全国的“修志凡例”，地方修志渐成例规。明人王源和清初钱大昕以志记一方而联天下，“求源辨非”，“记”与“识”同义为发端，提出明确的方志理论。王说：“不穷其源，不足以成书；不辨其非，不足以成其是。”“不知四方之形势，不可志一方，不知天下之规模，不可志一县。”钱言：“志之为言，识也，故志不识通……识作志。志不论大小，旨通之所在。”清代至当代县和部门修志盛行，理论随之，时有史志一体之说。章学诚有“志为一方之全史”，“志关史法”之说。又说：“志为史载，全书自有体例。志中文字俱关史法。”清初梁启超首提“方志学”，认为方志为独立的学科，说它虽有“史”的共性，但“志”的个性十分鲜明。所现代之方志学者姚士鳌、朱士嘉、朱泰茂、王葆心等大学者的《方志学》、《方志学发微》奠定了方志理论体系。使编纂方志有理论依据，有章法可循。然其章法并非固模式，而有发展空间。既有空间，当然要因事设体，有所变通与创新。由此可见，方志是发展的，其理论也是发展的。
　　（二）
　　当代，胡乔木等倡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因强调新志要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新，完成“朴实的科学著述”。然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省地县和各部门普遍修志，时因理论准备不足，多半简单套用“横排竖写”的传统志法。有的除大事记外一横到底，这样虽然“类聚”横排详细的今事，但看不出事物之间的联系和承启演生关系，故而缺乏系统性、整体性、著述性、科学性，谈不上有序化。
“述而不作，寓理于事”是否要完全遵从？“述而不作”见于孔子学生记录其言论的《论语》中，论语“述而”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笔者认为此有两个意思。曰孔子赌注列国只在阐述自己的“仁政”主张，并不想（也不可能）亲身实践它。二曰，孔子的学生记录老师的言论，当然只能记述，而不能“阐发”。以其说志“不作”并不恰当。志记事实，不能造作，不能艺术加工，并非没有优选、鉴辨、归纳、排比、疏理、贯通作用。“寓理于事”，有的述事可能见理，有的则不能。事物之理有“明”有“隐”。臂如在同样条件下的两个单位效益亦好亦坏，一大一小。好与坏，大与小可以列数字摆事实，然其理则既有改革、管理的科学性和力度的强弱，又有其他主客观原因。找原因，道背景，须用史法。改革创新适用于各项工作，志书也不能例外，更何况是社会主义新志。
　　“通典不录，下不写上”，对此，我们须得明了，什么叫“通典”，什么是“上”。“通典”本为唐杜佑撰著的记载此前历代典章制度之书名，亦昂国家的总法规章制。地方方志说不录，本意指此。但今人有的理解凡是共性的史事都不录，能做到吗？毛泽东说共性与个性相比，就是普通性，个性就是特殊性，亦即我们常说的地方、行业特色。然而个性寓于共性之中。不记共性怎能显示个性，又怎能都是个性？“上”为上级行业、部门制定的规范规陈，下级必须遵照执行，且不能自行其是，另搞一套。譬如烟草、盐业的专卖规则，道路运输的各项制度，军事上正在实行的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义务兵与士官相结合，民与兵预备役结合之兵制，你岂能完全回避。还有上面的文件、政策、指示精神，像精神文明创建的内容，评选文明单位的原则标准，又岂能一概略之，因此，我说要记只是你怎么记法，记到什么程度是有技巧的。
　　再说：“语体文，记述体”的概念也是必须明了的。“语体文”是针对“文言文”而言，要在通达易懂；就文章形式而言，也叫“文体”，或曰文章的体裁。有的解释为“文章的风格，也叫语体”。有的收文体分作文学、实用、边缘三类；有的分为日用、职业、艺术三种。那么方志属于哪一类呢？陕西杨树民先生说它当属职业用文方志体，我认为它属职业用文综合体。此体包括志、记、述、传、录、图、表七种体裁。但是，流行的说法统言它为“记述体”对吗？回答是既对又不对。讲对，系指主要部分属记述，但其中又有说明文、教科书文、注释文、公文、考证论说文、辞书文、记事文、记录文。诸如地质结构、气象要素、水文状况、土壤类型、动植物种类、方言方音分区情况、风俗俗套、俗谚、文物、古迹、图表照片说明，还有附录文件、文章，大事记分（年、月、日）记述，人物传记等皆非纯记述体。
　　还有“断限必须断死”的说法也值得商槯。续修志的断限是为上与前志不重复，下与本志及后修志有统一的时间界线，避免取事参差不齐。根据二界志的编修实际，下限断死是必要的，而上限断死便做不到。我们已见的志稿都将建制沿举上溯了，附录中还有补遗的，概述、无题序和专记交代背景，概写独有重要的事，以期承上启下，如此之类，这就不能断死。
编志必须有法，但又不可死守定法。死守势必影响创新。
　　（三）
　　新修志书不可不借用史法。对此，胡乔木所说的“三新”和“著述”就有史法标明、陈述、创新之义。
原湖北社会科院院长、湖北省志执行总纂密加凡自1982年受任后，一直在扭省内方志界的一些陈旧观点和方法。至1988年与郭同兴、任平、陈晖等研究提出“史纲志类，详近略远，纵述历史，横陈事项”的十六字新法。他一再强调志书分门类“须纵贯始终”。我认为“纵贯”即史法。即有总述、概述、无名序和导语来贯通史事，述其门类之间的联系与演生关系，用精当朴实的语言点明其中的运动规律。这种贯通之法并非纯论，亦非评论、推论，而是客观如实地叙述，点出规律与揭示规律是不同的，不同点为从平静地叙事中释其大要。“史纲志类”是言以史为纲，以事为网，明通纵贯，乃成“志类”，其主体为“志”。此与胡乔木所说的“朴实的科学著述”相一致。“著”非纯记。《辞源》解释：著者“明也”标举也。纯记则不能“明事”“标举”。“著述”系指“编辑书籍，撰述文章”。志书如何借用史法，就烟草志而言：其一，上下三级志书都得交代它的传入、生存、发展并成文化的历史。清代前的历史部分多半无成块材料，想横排、平摆也不成，只能用史法贯通。其二，有许多单个、独有、重要而又不相连贯的史事（如武穴章水泉竹器，蕲州竹簟，黄冈名晒烟在1915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奖事）只能用史法串联。其三，有些独有而富于地方特色的事（诸如蕲黄四十寨）联合抗清保乡，赤壁之战战地两说之争。此类有重大影响之事不能不入志，但又不好归并，只好设专记，用史法陈述。其四，新修志书中不少部类之史事有断层、断线的，只有用史法弥合。其五，改革开放20年，有不少新事、要事，虽没有独立成块，然却反映了建设的成就，社会的进步。诸如大学生自愿到乡镇企业工作，当村官和自主创业，城里人到农家打工，以及各种服务上门之类，只有用史法陈述。其六，近30年，成功的经验，失败、失误的教训不少。诸如赔本引资，空招项目，重复和无效投资建厂，办表现工程，造成重大损失与浪费，以及滥用法规捞钱之类，唯有史法便于交代。
笔者认为，用史法贯通有五大作用。
　　其一，理出全篇脉络，色勒全篇头绪，画出全篇轮廓，叫人一看便知概貌。
　　其二，画龙点晴，突出主要事物，点出其运动规律。
　　其三，抓住特点，突出特色，表现个性特征。
　　其四，用述把孤立特有的吏事贯联起来，起到一线穿珠的任用。
　　其五，以纵领横，加强志书的系统性、整体性、著述性、科学性。
“志关史法”显而易见。忌用史法并非维护志书的特性。史法并非“太史公曰”，而是纵贯、穿联、陈述、叙述、灵活表述。志书中的大事记、综述、总述、概述、无名序、穿联语和人物志本身就是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