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研究董必武同志，不难发现功勋卓著的董老不仅是一位出色的革命家兼诗人，而且还是一位少有的“清官”。

1957年，董老做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当时，他家住在北京钟鼓楼后的一个昔日王府的大院里。院子很大，有花园有水池，很气派。他的儿女们也都乐意住在这里。由于“高院”离此很远，每天往返不仅不方便，而且还需要很多人来送文件，花费了不少人力物力。董老考虑着搬到离“高院”较近的中南海去居住，尽管当时中南海的房子较为窄旧，但他仍不改初衷。一天晚上，董老和盘托出自己的主意，却立即遭到尚在读书的子女们的反对。董老耐心细致地对全家人说：“第一，为我一个人，要有警卫排，要烧锅炉，要煤，要人跑这么远送文件，搬到中南海，这些都统一解决了，为国家节省了人力物力。我不该搬吗？该搬。这二呢？”稍作停顿后，他更深沉地继续说道：“我上班太远，要坐很长一段距离的汽车，要用掉不少汽油。如果家在中南海，再到高院上班，近了一半路程，也就节约了一半汽油。我们国家还穷啊。”

1958年初春的一天晚饭时，还在读初中的女儿董楚青养成了一种不好的吃饭习惯。吃饭时，董楚青急于扒饭，三扒两赶地吃完了，掉了不少饭粒在桌上。小楚青丢碗就想跑，结果被董老叫住。“你看看，你看看。”董老连连说道。年岁还小的女儿楚青茫然不知所措，怔怔地望着饭粒，默不作声。一生惯读诗书的董老马上联想起古老的“锄禾日当午”诗句，绘声绘色地对女儿说道：“碗里、桌上有多少饭粒？‘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粒粒不能丢啊。”接着又严肃地说：“拣起来吃了。”此后，女儿楚青再也不浪费粮食了。

1964年春，董老的一个侄孙子去北京看他，一是想见见世面；二是特别想通过他的关系谋得一份较中意的工作。董老一面热情地接待了侄孙子，一面又对他施以严格的要求，在北京逛逛可以，但不准租用小车，更不许在外面暴露与董老的亲戚关系。那位侄孙子在北京住了大约一个星期，董老即要求他回家投入生产劳动。临别的头一天，董老给侄孙一些路费和小礼物，并把他叫到跟前说：“我在政府里的地位很高，但我们都是供给制，除了个人生活、住宅不成问题外，不能乱开支。你家的困难，主要靠自己克服，实在克服不了的，可以找当地政府。”早就在寻找提出自己想法时机的侄孙子赶忙说道：“你没钱给我不要紧，那你写个‘条子’给我，我拿你的‘条子’去找县政府，很见效。”董老严肃地说：“那怎么能行？我不能插手地方政府的事，更不能要求地方政府给你特殊照顾，你要相信地方政府会秉公办事的。”他语重心长地勉励年轻的侄孙子要安心农村工作，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不要向政府乱伸手，也不要向他提出不符合政策的要求。（来源：中国老区建设画报社）

 链接： 董必武(1886—1975)，红安县人。学名用威，号璧伍，辛亥革命时期改作必武。

  董必武于1903考取秀才，1905年入武昌文普通学堂学习。其间，与新老校友宋教仁、刘静庵、田桐、查光佛、黄侃等建立深厚情谊。1909年获清廷授予拔贡学衔，毕业后于宣统三年（1911）春，代其四叔任麻城高等小学堂教师。同年夏秋之间，执教于黄州府中学堂，任黄州府中学堂教员，讲授国语和英语。辛亥武昌首义爆发，董连夜奔赴武昌参加湖北军政府工作，先任第一粮台工作员，继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秘书。后加入同盟会，参与组建同盟会湖北支部，被选为支部评议会评议员。民国二年（1913）任宜昌川盐局协理，未及一月以母病请归。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加入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4年和1917年两次东渡日本，在私立日本大学学习法律。其间受孙中山革命民主思想影响，参加中华革命党，回国后在武昌开办律师事务所。

董必武于1919年在上海结识李汉俊，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及《新青年》《新潮》等刊物。8月回武昌创办武汉中学。次年应李汉俊函约，与刘伯垂、陈潭秋、张国恩、包惠僧、赵子健、郑凯卿等七人创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传播马克思主义。1921年7月，与陈潭秋代表湖北赴沪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积极发展中共湖北党组织，1922年初任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年5月任汉口地委书记，并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参加筹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1925年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1926年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并被派驻湖北省指导党务，是湖北地区革命运动重要领导人之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派往莫斯科大学学习。1932年回国，进入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教务长、副校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委员、最高法院院长等职。参加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任中央党校校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董必武受命赴国民党统治的武汉、重庆，先后任职于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参与领导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同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4月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随团出席美国旧金山《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1947年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华北财经委员会主任。1948年相继任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主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主持召开华北财经会议，统一华北各解放区的财经政策。协助刘少奇组织土改工作团，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土改工作会议，参与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

1949年6月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常委，参与制定《共同纲领》，主持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1954年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主持制订《土地改革法》《婚姻法》等重要法律法规，参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68年10月至1972年2月，董必武以国家副主席代行国家主席职权。1972年2月至1975年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代主席。后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并历任中共中央第八、九、十届政治局委员。是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1975年4月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