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位三(1902—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家开中药铺。他的名字缘由一段故事：他16岁那年夏天，从黄安步行到离家300多华里的武昌城，投考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今武汉科技大学前身)，风餐露宿走了5天。功夫不负有心人，因发榜时名列第三，故将原名郑植槐改为“位三”。

　　由于长期艰苦的战斗生活和紧张工作，郑位三身体日渐衰弱多病。1942年初，组织上决定让他到龙岗休养。一是龙岗环境安定，二是抗大八分校在此办学，在养病休闲时可以帮助指导一些工作。他被安排在南街中段“张家小店”后面的张宽培家，张家坐西面东一溜三间房，房间有玻璃窗户，高大敞亮，适合他养病，闲暇写调查报告与讲课提纲。此处，离抗大八分校政治部不远，到那里研究工作很方便，也就两三分钟时间，过一条街面就到其后门。开始，人们以为他是一般干部，后来，常见张云逸、罗炳辉等人到他住处谈工作，才知道他是一位“大干部”。

　　1942年夏，也就是郑位三在龙岗期间，经组织介绍、安排，新四军总部卫生队蒲云同志来到龙岗与郑位三结婚。蒲云参加过红军长征。当时郑位三已40岁，蒲云25岁。郑位三在家乡曾经有一段婚姻。妻子叫曹茂云，为躲避国民党兵的追杀，在一个山洞中冻饿而死。而今，面对着新婚的妻子，他向蒲云讲述了自己的过去。蒲云理解地说：“在革命的历程中，有这样苦难经历的人太多了。今天你能坦诚地告诉我这些，我感到很高兴。组织上也给我作了交待，要我今后主要负责照顾你的生活。”

　　郑位三说：“蒲云啊，从今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作为丈夫，我应该关心你，爱护你，但作为党的干部，我要向你提出3个要求，你必须遵守！这也算是我对你的约法三章吧。”蒲云微微地点了点头，认真听着丈夫的约法三章：“第一，公家给我发东西，若有你一份，你就要，若没有你的，你就不能向组织伸手，不能搞特殊；第二，若有领导，同事或下级找我谈工作，你不要在场，更不要干预我的工作；第三，不能以我的名义向公家多要东西。”

　　此后几十年间，他们夫妻一直坚守着这三条原则。

　　在严以修身方面，老一辈革命家不忘初心，信仰至上的传统值得我们继承。俗话说：“家有贤妻，胜过国有良相”“妻贤夫祸少”。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培育好家教、好家风，我们党员干部应该带头示范，这也是对国家和社会的一种贡献。

　　抗大八分校刚到龙岗，800多学员，急需操练场地，地主家少爷戴之炎主动献出良田100多亩作场地使用(至今，人们还习惯称那片地为“操场田”)。乡农抗理事会组织了40位农民，20条耕牛拖着石磙，花了三天时间把场地整理出来。八分校学员们激动不已。在一次群众大会上，郑位三亲自把一块由他题写的“民为邦本”四个大字的牌匾赠送到乡农抗理事会会长陈善洪手中，以此表达对老百姓的感激之情。同时，他在会上对“民为邦本”的含义作了透彻的解释。他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了人民就有了一切，离开人民就失去一切。”人民是立邦之本，是力量的源泉，是胜利的保证。他还用生动贴切的比喻说：“群众好比母亲，小孩没有母亲就没有奶吃。我们的党和军队没有群众，就不能生存。”

　　因为他懂些医道，所以他经常到镇上“万春堂”“保健堂”“广生堂”“谢博记”等中药铺去坐坐谈谈，以便了解一些风土人情。一次，他发现“谢博记”制药房醒目处挂着一张“制药虽无人见，良心只有天知”的祖训，通过与药师交谈，得知此店是前清老店，几代人都是凭天理良心经营药店而赢得八方民众的信赖。事后，他有所悟，小镇历史上出过状元和众多的进士、秀才，就是因为受这里“传统、本分”文化熏陶的结果。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于是，他在多种场合盛赞此处人心向善、民风淳朴，从而影响着抗大学员的健康成长。

　　在龙岗养病一年多，夫妻二人与房东相处亲如一家，其勤俭节约、廉洁自律的故事给人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

　　据郑位三警卫员邱长文回忆，当时，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位老”，不是他年龄大，而是他威望高、资历深、学养丰厚。抗大教员经常到校部“俱乐部”听他作专题报告，他说话慢但逻辑性强，是一位军事理论家。他曾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二至第四届常委。遗憾的是1948年起因身体原因退出军界，不再担任具体工作，建国后无职级无军衔，却被特批享受行政三级待遇(副国级)。1975年7月27日，郑位三病逝于北京。邓小平为他主持追悼会，李先念致悼词。（来源：甘肃廉政网）

     链接：郑位三（1902—1975），亦名植槐，红安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任中共黄安县委书记。9月领导黄安“九月暴动”。黄麻暴动后，与吴焕先等在柴山堡地区创建工农红军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共黄安县委秘书长、县委书记、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代理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候补委员和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1931年，当选第一届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后任鄂豫皖省苏维埃主席、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和鄂东北游击总司令，主持组建6个游击师近5000人，配合吴焕先、徐海东等领导的红二十五军粉碎国民政府的军事“围剿”。 1934年，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随军长征到陕南，兼任中共豫陕特委书记和鄂陕特委书记。1937年9月奉中共中央委派返大别山区，历任中共鄂东特委书记，中共鄂豫皖区委书记和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1939年到皖中庐县东汤池，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会合，领导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次年任中共皖东军政委员会副书记。1941年兼任新四军第二师政委，同师长张云逸领导二师在淮南、定远、嘉山、盱眙、来安、六合等县开展敌后抗日战争。1943年，作为中共华中局代表，回鄂豫边区参加边区党政军领导工作。1945年当选为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和中原军区政治委员。1946年参与组织指挥中原突围。1948年后，因病长期休养。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相继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75年7月25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