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统治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制造摩擦活动。1939年9月发生在鄂东的“夏家山事件”就是国民党一手制造的一起严重事件。

五大队成立后，在鄂东敌后开展游击斗争，打日军，除汉奸，声势日益壮大，受到人民的极大拥护，但也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嫉恨。当时，国民党在鄂东驻有正规军广西桂系1个军和鄂东专署专员兼鄂东游击总队总指挥程汝怀所率地方部队4个纵队5万多人。程汝怀所部不少骨干在内战时期是刽子手，与共产党是老对头。加之五大队防区划在麻城夏家山、黄冈芦泗坳一带山区，同国民党驻军毗邻，这种驻军态势，又给国民党制造摩擦活动提供了口实和便利。国民党中央在1939年1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了“限共、溶共、防共、反共”方针后，摩擦事件在各地时有发生。当时五大队领导人对国民党发动袭击事件已有一定警觉，已准备将队伍向西开出同六大队会合，但上级党组织担心这样做会影响统一战线，一定要五大队“合法出动”，致使五大队一直滞留在夏家山一带，迟迟不能脱离危险境地。这种情况给国民党顽固派以可乘之机，使他们赢得了主动。

从8月中旬开始，桂军和程汝怀部队以全线出击新洲等地日军据点为名，频繁调动兵力向夏家山、芦泗坳等五大队驻地逼近。这种状况使五大队领导人进一步警觉，感到顽固派们可能马上要动手了，于是果断决定五大队分批西进，由参谋长吴林焕率两个中队先行撤出，其他中队陆续跟进。在吴林焕率两个中队转移后，夏家山周围的形势又出现缓和，据侦察员报告程汝怀的部队全部撤走。而正在这时，五大队先前派去向鄂豫皖区党委汇报的几个人经立煌县平安返抵夏家山，路上经过桂系防区并未遭到阻拦，种种迹象表明不像有事变要发生。这种情况也给五大队领导人造成了错觉，耽搁了转移时间，使桂军从容地完成了对五大队包围的部署。

五大队大队长 张体学

9月1日凌晨，五大队驻地夏家山响起密集的枪声。桂军两个团和程汝怀属下的鄂东第十八游击纵队王啸风部，向五大队驻地发起全面进攻。五大队各部在刘西尧、张体学、文祥等率领下被迫分路抗击突围，沿途战斗激烈。经过英勇奋战，五大队大部突出重围，但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其中张体学所在的芦泗坳是顽军进攻的主要目标，王啸风率千余人兵力将芦泗坳团团围住。张体学兵力单薄，还有一些机关、后勤、医院等非战斗人员，突围时损失最大，机关后勤人员几乎全部被俘，仅剩下两个班及少数警卫人员突围成功。他们隐蔽在山林草丛中，待至夜晚化装潜出，绕过桂军封锁线，到达冈西莲湖畔与文祥、刘洪顺等会合。在突围中，一中队、警卫连损失大半，四中队因叛徒出卖全部被顽军缴械，中队长刘占元等10余人阵亡，副大队长丁宇宸等20余人负伤，黄冈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张良卿、五大队供给处长姚渠、医务主任戴醒群、三营教导员曹云露等百余人被捕后惨遭杀害。

五大队突围后，大部队由刘西尧、张体学率领向西转移同六大队会合，然后奉命到平汉路以西安陆赵家棚集结整编。另由中共黄冈中心县委书记文祥和营长漆少川率领30多人的一支小部队，转移到王家坊。该处位于长江北岸，河湖港汊交错，便于游击队活动。文祥等到达后，宣传组织群众，发展地方武装，不久组织起一支300余人的队伍，建立了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使王家坊湖区成为黄冈沿江敌后的一块抗日根据地。

国民党顽固派一手制造的“夏家山事件”，原本想一举消灭党领导下的鄂东抗日武装，结果事与愿违。鄂东党组织在总结经验教训后实行了战略转移，将武装力量从顽区转向敌后，从山区转向沿江湖区，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