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位三

1942年夏天，郑位三经组织介绍同新四军总部卫生队的蒲云结婚了。郑位三对蒲云非常关心和爱护，但要求也很严格。结婚之后，郑位三就同蒲云约法三章 ：“第一，公家给我发东西，若有你一份，你就要，若没有你的，你就不能向组织多要，不能搞特殊 ；第二，若有领导、同事或下级找我谈工作，你不要在场，更不要干预我的工作 ；第三，不能以我的名义向公家多要东西。”此后几十年间，他们之间一直坚持这几条原则。

郑位三，1902年10月生于湖北省红安县，原名郑植槐，1918年考入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因在考试中名列第三，故改名“位三”。早年投身反帝反封建爱国斗争，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后，任中共黄安县委代理书记，组织领导了黄安农民“九月暴动”，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参加创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斗争。曾任中共黄安县委书记、鄂豫皖省委常委、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兼财经委员会主席、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等职。1934年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秘书长、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随军长征到陕南，担任中共鄂陕特委书记、鄂豫陕特委书记。1937年，历任中共鄂东特委书记、鄂豫区党委书记、淮南区党委书记兼路西军政委员会主席、新四军第五师政治委员等， 是鄂豫边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48年起因病休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常务委员。1975年，因病在北京逝世。郑位三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毕生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郑位三虽然是一位高级干部，但他始终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那种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优良作风，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彻底革命精神。他总说，共产党员对敌人就怕妥协，对自己人就怕个人主义、手长、钻空子。他教育大家“对待群众及自己同志，无论如何，不能沾别人便宜，否则就是意识不正确——这叫作对内不坦白。”他不但这样要求别人，自己更是这样的模范。

    郑位三 1955 年的题词

郑位三对个人的私生活和妻子儿女的要求都是极为严格的。因为郑位三身体不好，有时组织上为他开小灶， 郑位三只同意他个人吃小灶，蒲云和孩子们都同机关干部一样，在大食堂吃饭。实行供给制时，每月补助给郑位三的300元津贴，他全部用作解决老区人民和革命烈士后代的生活困难问题，自己和家人过着十分节俭的生活。他对于衣食住行，从来不提任何要求。厨师做什么，他就吃什么，用车、衣着等都十分节省，始终保持一位老共产党员特有的廉洁和自律的良好作风。他常说 ：“私生活也应留意。所 谓‘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说在领导革命的大政方针上不犯错误， 至于生活上的细微末节也都马克思列宁主义化，这点很难有‘完人’，但群众总是从日常生活中的细微末节上来看人的。因此又不能不注意这点。”“家庭妻子和儿女要照顾，甚至于要相当照顾，但这终究是 个人的事，在这上面花的功夫越大，你对革命所能贯注的精力就越 小。不要做儿女的奴隶，这要做，一辈子也做不完。”郑位三不仅这 样要求别人，更重要的是自己带头这样做。郑位三的女儿郑复康说： “父亲从不强求我们做什么，也不说教，他始终相信身教重于言教， 以自己处世待人的方法影响着我们，他对我们的教育方式是潜移默 化的，润物细无声。他希望我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正直的人。他 要求我们具备细致观察问题、全面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 理论学习上，父亲希望我们20岁时不仅应该通读《资本论》，而且应 该谈出一些想法来。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就是‘一切靠自己’。父亲无所畏惧，不计名利。他不会说假话，不会办虚事，不会搞关系。他的胸怀、他的预见性、他的学习精神、他与病魔斗争的顽强毅力 让人折服。他所体现出来的伟大人格力量，不仅教育了我们这一代， 还教育了下一代，甚至影响无数的后人。”

郑位三在处理革命利益和家庭利益的关系问题上，始终以革命利益为重。在紧要关头，他总是以家庭利益服从革命利益。1933年， 是鄂豫皖苏区斗争最残酷时期。在敌人的疯狂“清剿”下，许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郑位三一家也遭受到很大不幸。郑位三任乡苏维埃主席的父亲郑维翰，因长期生活战斗在深山老林，身患毒疮，无药医治而去世 ；母亲为保护儿子的安全，躲避敌人的残害，在“跑反”（注 ：旧时指为躲避兵乱或匪患而逃往别处）途中因饥寒交迫，吃野菜中毒而亡 ；他的结发妻子曹茂云1933年冬天因“跑反”躲进山洞藏身，冻饿而死 ；三弟郑植棠因腿残疾，被敌人监控在家，活活饿死。郑位三忍受着极大的痛苦，领导部队在天台山、老君山、仰天窝地区的深山老林中坚持斗争。在那艰苦的日子里，他染了一身疥疮，经常感染化脓，痛痒难熬，仍每天和游击队员们一起钻山林，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郑位三和游击队员们一样，穿着破烂单衣。粮食奇缺， 野菜、树叶找不到，只好剥树皮、挖葛藤根充饥。郑位三经常给大家讲大革命时期农民暴动和创建苏区初期的斗争故事，鼓舞大家，即使剩下几个人也要战斗下去。在郑位三的影响下，部队和群众的斗争情绪始终是高昂的。

在1946年6月的中原突围战役中，郑位三以身作则，联系群众， 紧随部队，带病突围，为广大指战员做出了表率。在突围前夕，中央考虑他的身体有病，不便随军突围，发电报要他先去延安。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回电谢绝，坚持随部队一起行动。他还说 ：“中央要我离开部队回延安，这是中央对我的关怀。但我是部队的主要负责人，若在此时离开部队，会影响干部和战士的情绪。”在突围过程中，无论环境怎么困难，郑位三总是坚持同大家一起战斗。他与李先念、王震、任质斌、陈少敏等人日夜操劳，听从党中央的指挥，认真分析和研究敌情，沉着指挥战斗。当部队冲破敌人重重封锁线进入陕南后， 由于秦岭山高坡陡，连马都不能骑，郑位三和陈少敏因身患疾病随军行动实在艰难，李先念便安排顾大椿等人负责照顾两位首长，并指令陕南游击队直接护送他们到陕北去。虽然是这样安排，但郑位三毕竟是40多岁的人，而且正在病中，在崇山峻岭之中跋涉，实在是举步

维艰。然而，为了不加重同志们的负担，他强忍着病痛的折磨，用绳子绑着鞋子，拄根棍子，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地向前走。有时他还强打精神，说几句笑话让同志们乐一乐，使大家精神饱满地赶路。

1947年7月，郑位三、蒲云带着他们当时唯一的一个两岁多的男孩郑非迟，随中原解放军突围到陕南后，小非迟因牙痛脸肿得老高， 经常哭闹。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他们的行动目标，郑位三要蒲云用手帕将小非迟的嘴捂上，不让他哭出声来。有一次，在陕南山阳县五花山被敌人包围后，形势十分危急。为了迅速秘密地摆脱敌人的包围，郑位三果断决定，将小非迟一个人留在当地农民家里，其他人先秘密离开。蒲云觉得郑位三当时40多岁了，还只有这个小男孩，万一发生问题怎么办，因此有些犹豫。郑位三从革命大局出发，说服了蒲云。在他们脱离了险境以后的第三天，才派警卫人员去把小非迟接回来。郑位三的四弟郑植立，土地革命时期是红二十八军的战士，抗日战争时期在新四军第四支队和二师任过排长、连长等职。在解放战争中，他随部队到山东，1947年3月在山东病逝。后来郑植立的妻子要求组织上将植立的坟迁回湖北。郑位三得知后坚决不同意。他说，在外地牺牲的烈士有千千万万，他们的骨头都没有搬回家乡，为什么植立的骨头就要搬回老家呢？在郑位三的说服教育下，郑植立的妻子放弃了原来的意见。郑植立的坟至今还在山东省沂水县柴山乡黄家庄。

在处理公私关系问题上，郑位三总是公私分明。除组织上按规定给的以外，从不多占公家半点东西。1955年，组织上决定郑位三从武汉搬到北京定居。在搬家时，过去公家配给郑位三使用的一个大衣柜，他的一个亲戚想搬去用。郑位三没有同意亲戚搬走。他说：“公家的东西是配给我使用的，我现在搬家不需要了，就应该归还公家，我不能把公家的东西送人情。”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党员干部作为家庭的成员，其一言一行都会对每一位家庭成员有着潜移默化的熏陶，引领着向善的人生方向。作为干部，一定要坚守家风阵地，让家风成为自身为官从政的“护身符”、成长进步的“助推器”、家人平安的“保护伞”。“不能以我的名义向公家多要东西。”这看似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体现了郑位三严格的家风要求和崇高的党性和道德修养。领导干部必须以郑位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榜样，常思贪欲之害，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加强对家属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严格约束他们的言行举止，帮助他们明辨是非，自觉抵御不良风气的侵蚀，摒弃不义之财、非法之利。良好的党风政风离不开好的家风做基础，良好的家风是抵制违法乱纪、贪污受贿的良方。清廉的家风，有利于营造出清廉的党风政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