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元帅是山西五台人，也是红安的女婿。他一生简朴低调、高风亮节，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过汗马功劳，却从不居功自傲。被世人誉为“布衣元帅”。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这位令人尊敬的老帅曾先后7次为红安题词，体现出对红安将军县特有的关怀和情谊。

徐向前元帅亲切会见红安县委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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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4月，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的革命烈士纪念碑的建设经湖北省委批准在红安县烈士陵园（今黄麻纪念园）破土动工。7月，红安县委委托秦基伟将军报告徐向前元帅请求题词。11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欣然为纪念碑题词：“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的革命烈士们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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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9月，红安县委决定在七里坪，原红四方面军成立的地方修建诞生地纪念碑。专门致信给徐帅，请他为纪念碑题写碑名。徐帅收到请示报告后，为纪念碑题词：“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诞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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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红安革命史》在历届县委政府的重视之下，终于完成。即将付梓之际。红安县委负责同志专程前往北京，请徐帅为该书题词并作序。徐帅十分谦虚地说：“我题个字可以，郭老（指郭述申）到鄂豫皖的时间比我早，又是鄂豫皖边的第一任特委书记，我看革命史的序言应该由他来写。”半个月后，徐帅将题词托人带给了红安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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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初，为纪念董必武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红安县决定修建董必武纪念馆，并获中宣部批准。5月，徐向前元帅应红安县委请求，为董必武纪念馆题写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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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3月，武汉军区后勤部两名新闻干事所国心、董滨到红安采风，9个月后写出了中篇报告文学《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解放军文艺》编辑部通过审读，决定刊登此篇文章。为此，两位作者找到八路军老战士、著名剧作家，时任总政话剧团团长，所国心的父亲所云平。由所老出面将书稿交给徐帅审读，并请徐帅为此文题写篇名。徐帅看完这篇文章后，十分激动，当即题写了“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之后，《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4期以头篇的位置刊登此文，一时之间在全国引起极大轰动。大别山下的小县红安由此进入人们的视线，并以“将军县” 而享誉祖国的大江南北。

1988年6月，红四方面军战史修改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合影。前排左起：杜义德、张才千、程世才、陈锡联、洪学智、徐向前、李先念、秦基伟、陈再道、刘华清、郑维山、李德生；后排左起：赵杰、陈明义、王政柱、徐深吉、肖全夫、周世忠、高厚良、尤太忠、王诚汉、曹广化、傅崇碧、漆远渥、罗应怀、魏传统、刘超。（红字标注姓名的首长为红安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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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初，红安县启动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的筹展工作。应红安县委请求，徐向前元帅于6月亲自为该馆题写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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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帅为红安建造的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题写馆名3个月后，又托红安县驻京办的同志送来了两幅题字。这既是老帅第一次主动为红安题字，也是最后一次为红安题字。

众所周知，红安是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早在1979年10月，徐帅就曾为红安七里坪题写：“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诞生地”。8年后，他主动为红安题写“红四方面军纪念馆”，其实，是寄托了他老人家的期望，期望这里的人民能发扬红四方面军“智勇坚定、不胜不休”的革命精神，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加文明富强。

徐帅与红四方面军老战友在一起。左起：徐向前、洪学智、罗应怀、秦基伟。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徐帅由于种种原因未到过红安，但对红安，却有着特殊的感情。这里不仅是他1929年6月来到鄂豫皖边区担任红军领导工作的最早落脚点，也是他1932年10月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开始西行转战的出发地。3年零4个月的时间里，他与红安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几十年后，他老人家在谈到红安群众时，仍深情地说：“战争年代，我到过全国不少地方，但印象最深的要数红安。红安的老百姓真好，待人热情、真诚，对红军的支援很大，可以说是倾其所有!”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份情愫，徐帅才会挥笔连续两次写下“情系大别山”的心声。

1982年春，徐深吉（中）、罗应怀（右）将军在徐向前元帅（左）家中汇报红四方面军战史编纂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