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赤壁碑阁内被世人誉为“国宝”的《景苏园帖》全套石刻126块，囊括了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苏东坡一生中不同时期的书法作品72件，自清光绪十六年（1890）至十九年（1893）摹刻面世之后，就被世人尊奉为“集苏书之大观”的经典巨制，与江西修水县的“黄庭坚书法石刻”、湖北襄阳市的“米芾书法石刻”并称为苏、黄、米三大个人书法碑林。人们可以想象这套石刻的来之不易，但不一定知道她曾历经两次劫难。
功德无量：杨寿昌杨守敬创意刻碑
苏东坡善书工画，一生著述甚富，惜其书画作品大多在徽宗初年的党禁中被毁。至南宋乾道年间，东坡墨迹乃得以流传。
清光绪十六年（1890），四川成都人杨寿昌（字葆初）出任黄州府黄冈知县。杨寿昌景仰同乡前贤，且酷嗜苏书，常恨世无善本。鉴于苏公墨迹已不多见，而宋刻苏帖亦罕流传，其它虽有摹刻又不免真赝参半，且苏公久留黄州，而存者仅有“乳母任氏墓志铭”片石，然有误字又不能信以为真，故有在黄州重辑苏东坡书法墨迹之愿。彼时，一生敬慕苏东坡的著名金石学家、书法鉴赏家杨守敬正好在黄冈县担任教谕之职，且将自己号为“邻苏老人”。杨寿昌以情相告，希望得到杨守敬的帮助。杨守敬为县令的精神所感动，欣然应允杨寿昌的请求，将自己收藏的数十种法帖进行反复比较，将粗定的二十多种苏帖送请杨寿昌审定，并将自己的看法作了简要说明。
杨寿昌根据杨守敬的推荐，特聘当时的临摹专家刘宝臣（江夏人，字维善）双钩上石，又请了一位姓江的刻碑高手主刻。杨寿昌与杨守敬皆题跋其后，分别记述镌刻其帖的初衷及过程，全套石碑因此总共126块。当石碑刻成后，杨寿昌又命石匠拓片若干套，每卷一册，全套共六册。
刻碑之前，杨寿昌于衙署西侧修园一座，名之为“景苏园”，他打算待碑石完全成功之后，再嵌置景苏园内流传后世，故碑石称之为《景苏园帖》。
深明大义：萧耀南不惜重金救国宝
摹刻《景苏园帖》全套石刻历时三年终告成，正待嵌置“景苏园”中，杨寿昌却被解职归田。由于刻碑负债太多，杨寿昌一时无力偿还，只好将碑石典当于汉口的“张信记”当铺并约定了赎取时日。遗憾的是，在约定时日内，杨寿昌因家中经济拮据，未能履行诺言。数年后，杨寿昌不幸身染重疾谢世。
民国十四年（1925）四月，“张信记”的后人见杨寿昌的后嗣已无能力赎取石刻，便将碑石以高价转售给海外商人。交货之日，刚好被曾任湖北提刑的浙东名士范之杰亲眼目睹。稀世国宝，将流失海外，范之杰情急如焚，心似刀绞。
当年正月中浣，炳武上将军萧耀南巡阅两湖至黄州，召故乡名士欢宴于赤壁矶头。行至万仞堂侧，萧耀南见有空地半亩，决定拨款建楼。
正当束手无策的范之杰听说萧耀南在黄州赤壁建楼之事，心中转忧为喜，旋即赶到武昌萧公馆中。范之杰机智地先以《景苏园帖》拓本六册进呈萧公，萧耀南见此墨宝后称善不已，爱不释手。范之杰见状，便将此拓片的原石即将流失海外一事相告。萧耀南听后大惊，问明详情，当即委托范之杰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将此国宝从外商手中购回。范之杰受命后，几经周折，终以原价的数倍将全套石刻从外商手中购得，并运回武昌萧公馆中。
当年夏月，信阳人董锡赓被任命为黄冈知事，晋为湖北省省长的萧耀南拿出《景苏园帖》拓本，郑重地交付董锡赓并叮嘱：“此帖原石，甫以重金购得。碑石既为天下之宝，当与天下人共之。我决定将此石刻仍保留黄州赤壁，意在扬风雅公同好，请悉心办理。”
董锡赓受命按照新建楼四壁的空间以及《景苏园帖》的顺序，精心设计出嵌碑小样，然后申报萧耀南审定。
萧耀南对嵌碑小样中不合理之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应诸公之请，特撰《重嵌〈景苏园帖〉石刻》跋一篇。与之相关者范之杰、李开侁、汪筱舫亦题跋记其事。董锡赓作《嵌〈景苏园帖〉拓本记》以彰盛举，并将诸公所作跋文皆钩摹上石，与《景苏园帖》石刻一起嵌于楼下四壁，名之为“碑阁”。
舍生取义：有识者巧施妙计护石刻
“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们“破四旧”之风甚烈，文物、古迹、祠堂、庙宇、古籍、石刻等，几乎无一不在“四旧”之列。“破”风盛行，东坡赤壁的《景苏园帖》石刻等古迹皆危在旦夕。
1966年9月初，由专署文教局的干部郭伋夫、舒徐、赵庭杰、陈彰彬、刘子智、周果然、方益山会同当时湖北省文史研究馆黄冈专区工作组的樊焕恭、段酉昌和黄冈专区汉剧团从事舞台美术工作的卢东等十余人，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名义，抢先“进驻”东坡赤壁。进驻之后，保护小组全体人员以三夹板为原料，用钢丝锯锯成一个个立体方块字，然后组合排列成毛主席语录，粘贴在红色的大型木板牌上。前后二十多天，共制长方形的语录牌60多块。
与此同时，保护小组将所有亭台楼阁的四壁以及碑阁内的《景苏园帖》石刻刷上石灰，全部封闭，使之成为四面白墙，然后，将毛主席语录牌加以覆盖。国宝《景苏园帖》全套石刻就这样巧妙地逃脱了一场厄运。
1972年，因接待海外友人，始将碑刻洗刷干净，国宝因此重见天日。
国人幸事：国宝126块完整无缺
《景苏园帖》石刻自镶嵌于碑阁以来，一直被专家学者视为不可多得的高质量苏书石刻，并被世人誉为“国宝”。遗憾的是，早在二十几年前，有专家鉴定此套石刻已失落24块，故有“国宝非全璧”的说法。然据笔者反复考证，此说有误后来学者。
有关《景苏园帖》石刻的数目，民国人汪筱舫在1925年所书写的《重嵌〈景苏园帖〉石刻跋》中明确记述“计刻石百廿六幅”，而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印刷的《黄州赤壁集》卷十·金石部中，汪筱舫同样记述为：“石凡一百二十六片。”
最早论定此帖石刻有失的是湖北省博物馆的陈上岷先生，他在1982年撰写的《杨守敬选刻〈景苏园帖〉采用的原帖目录及述评》一文中指出：“《景苏园帖》石刻原为126块，现尚存102块，嵌于黄冈东坡赤壁之碑阁，是国内保存较好的苏帖石刻。”
陈上岷先生断定石刻“现尚存102块”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先生极有可能是按照东坡赤壁碑阁内镶嵌石刻的木框数目来推断石刻的数目，因为将阁内镶嵌的民国时期人书刻的跋语那一栏除外，木框的总数刚好是102个（其中右壁有木框42个，左壁有木框36个，后壁有木框18个，前壁有木框6个）。
事实上，按照木框的多少来断定石刻的多少有失科学，因为外型大小一致的木框内有的是一整块石碑，而有的则是由两块短碑组成。只是由于两碑之间的间隙很小，一般人不易觉察。像这类情况的出现，极有可能是为了节省石材或整块的石材不足。通过认真观察，《景苏园帖》全套石刻六册，其中第一册有大碑16块；第二册有大碑15块，小碑3块（内有1块无文字）；第三册有大碑9块，小碑15块；第四册有大碑4块，小碑22块；第五册大碑17块，小碑4块（内有1块无文字）；第六册大碑19块。另加杨寿昌与杨守敬的跋2大块，分别是大碑82块，小碑42块，无字小碑2块。也就是说，碑阁内右壁镶嵌的石刻实际有51块，左壁42块，后壁25块，前壁左右两栏12块，除去右栏内民国人书刻的4块石刻，累计起来，石刻的总数不多不少，刚好是126块。
东坡赤壁的《景苏园帖》全套石刻126块完整无缺，足以向世人宣称：《景苏园帖》是我国保存最完好、数量最多的苏书石刻。这对于研究苏轼生平、从事文物考证和爱好苏书者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幸事。
（王琳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