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黄州，西临浩瀚长江，东依苍茫大别，苏东坡赞叹“江山如画”，是享誉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
黄州城有着悠久的历史。与华夏文明同步的螺蛳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开启了黄州文明的先河。邾城是名噪秦汉三国西晋的大都邑，西阳城是维系东晋南北朝兴衰更迭的军事重镇，唐宋元黄州城以“名邦”称雄江淮，明清黄州府城是大别山南麓长江中游北岸的政治中心和军事要地。
螺蛳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螺蛳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位于黄州城北约12公里的堵城镇侧，考古工作者先后于1957年，1985年，1990年进行了三次科学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随葬器物。其中属于生产工具的有石刀、石钺、石锛、石凿、石镞、陶纺轮、骨锥，属于生活器皿的陶器有鼎、杯、罐、碗、甑、簋、豆、壶、盘；属于装饰品的主要有石枕、石臂环、陶球、彩陶饼、陶环、玉环等。基本反映了黄州地域史前文化状态和文化属性，揭开了黄州灿烂的史前文明的面纱。
螺蛳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我国考古和史前文化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遗址地处长江中游东部，是东西和南北各个考古文化的接触地带，物质文化相互影响和融合，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遗址存在多种文化因素，是多元原始文化交汇地。考古界、史学界一致认为，黄州螺蛳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存在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青莲岗文化、龙山文化、大溪文化、薛家岗文化、良渚文化、松泽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每一种文化因素相互交汇，相互消长，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状况。如果以黄州螺蛳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中心，向四周进行文化辐射，就会发现其北面面临仰韶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渗入，其西南面面临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挺进，其东南面有青莲岗文化、薛家岗文化、良渚文化、松泽文化挤压。这些史前文化在自身发展、扩伸、影响过程中，都曾到达鄂东地域，并且相互交汇、碰撞、沉淀，从而使黄州螺蛳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文化属性呈现复杂多元特征。
阅历五千年岁月沧桑，与华夏文明同步的黄州螺蛳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是黄州古城文明的第一道曙光，开启了黄州历史的先河。
邾城
以黄冈市为主体的湖北省东部（简称“鄂东”），在春秋时已并入楚国版图，并发生过举世闻名的吴楚柏举之战。战国时期，习惯将楚国按区域分为三楚，其中鄂东地域属南楚，所谓“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江，是南楚也。”（《史记·项羽本记》），而衡山地域的中心城邑就是邾城，遗址在今黄州城区北郊禹王办事处境内，与螺蛳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相邻。
此地于公元前655年至前640年间并于楚国版图。此后发展较迅速，到战国时期，城池已有相当规模，人口也较多，在江淮间有一定的名气。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毁楚国郢都（址今荆州市区），楚顷襄王被迫迁都于陈，后徙于钜阳、寿春。楚国的统治重心逐渐东移，故楚国贵族多迁至于此，其地域政治和战略地位日渐重要，城邑也日渐繁盛。但后人只能从楚墓考古发掘中了解此地当年的繁华，却缺乏文字记载，所以对这座城邑的详细情况仍不可知。
邾城之名始于公元前255年（楚考烈王八年）。战国后期，楚考烈王即位，在春申君黄歇的辅佐下国势振兴，遂挥师北伐，先灭鲁国，再亡邾国（遗址在今山东省邹县境内），迁邾国君民于今黄冈市区北郊禹王城办事处境内，置于楚国的直接控制之下。邾国君民在原有城池的基础上，筑城建屋，扩大规模，并将此城正式命名为邾城。在战国后期，邾城在战国七雄中声名显赫，是当时长江中下游著名的大城邑。
秦始皇翦灭六国后，分天下为36郡，后增至40郡。其中衡山郡以郡境包涵衡山（即今安徽天柱山）周围而得名，今鄂东地域大部分属衡山郡地域。秦国设置衡山郡后，沿袭楚国旧例把邾城确定为衡山郡城（地位相当于现在的省城）。邾城的政治中心地位因此大增，一跃而成为秦帝国地方政治中心之一，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大城邑。 据历史学家考证，今黄州城北郊禹王城办事处境内的邾城遗址，即是秦国衡山郡的郡城，也是是秦帝国中央朝廷之下的地方政权机构所在地。
秦王朝覆灭后，公元前206年，西楚霸王项羽论功行赏，分封汉王刘邦等18王，其中百越领袖吴芮“率百越佐诸侯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前汉书》卷34），衡山王即是当时天下18王之一，邾城即是衡山王国的国都。项羽败亡后，吴芮转投刘邦，刘邦改封其为长沙王，并将都城由邾城远迁长沙（今湖南省长沙市）。从公元前209年（汉王四年）至前164年（汉文帝十六年）的45年间，西汉朝廷设衡山郡，郡城在邾城。
西汉有分封同姓王的制度。邾城是当时全国闻名的大城邑，所以被朝廷定为诸王立国建都之地。公元前164年，安阳侯刘勃晋封为衡山王，邾城即为衡山王国都城。前154年（景帝三年），吴楚“七国之乱” 爆发，因衡山王刘勃与朝廷“坚守无二心”，以有功之臣入朝，遂迁往济北。同时，朝廷将庐江王刘赐改封为衡山王，仍以邾城为王都。但刘赐与朝廷有异心，伺图谋反。公元前120年（汉元狞元年），汉武帝以“与淮南王谋反”罪名令其自尽并株连九族，“诸与衡山王谋反者皆族”，受牵连而被处死达数千人之多。衡山王被杀后，衡山国废，降为衡山郡。次年，朝廷再废衡山郡，降为邾县，隶属于江夏郡（郡城在今安陆市），邾城成为邾县县城。至此，繁盛数百年间的大城邑逐渐没落。
邾城作为邾县县城，经历了西汉至东汉近三百年的平静岁月，各方面平稳发展。公元35年（东汉建武十一年），汉光武帝派大将岑彭招降了江夏郡太守侯登，邾城正式归属东汉。公元47年（东汉建武二十三年），位于今鄂西的巴人造反，武威将军刘尚率兵镇压并迁降众7000余人至江夏界，安置在以五水（倒、举、巴、浠、蕲水）为中心的地界，形成了当时有名的少数民族——五水蛮。邾县境内五水蛮民增多，邾城成为管理五水蛮民的中心城邑。直到汉末三国时期，沉寂数百年的邾城又再次活跃于政治舞台。三国时，邾城地处吴、魏两国交界地，纷争不绝，干戈不断，或属吴，或属魏，每次得失都关系国势强弱，成为天下英豪争夺的具有战略性地位的城池。
公元241年（吴赤乌四年），东吴丞相、驻镇武昌总管荆州防务的陆逊鉴于邾城在吴魏间军事地位的重要性，采纳张梁的建议，遣重兵3万屯守邾城，并修缮加固城池。邾城成为拱卫东吴的军事重镇。公元280年（西晋太康元年），晋建威将军王戎率军顺江东下，攻伐吴国，吴军战败，邾城遂归西晋。
西晋到东晋初年，邾城的守军数量有所下降。东晋时，羯人石勒统帅的后赵弛聘中原，以至东晋的地方政权在大别山以北无法立足。公元333年（咸和八年），石勒去世，东晋宰相庾亮认为可趁机恢复中原，并调派豫州刺史、征虏将军毛宝与西阳郡太守樊峻统兵万余驻防邾城，准备正式北伐。但同年八月，后赵石虎调动大军进攻荆州北部，其中派大将夔安领军2万奇袭邾城。守军不利，毛宝遂向庾亮求援，但庾亮认为邾城牢固，未及时派兵支援。至九月，因后援不继，晋军死败失利，邾城沦陷。毛宝和樊峻率6000残兵突围至赤壁江边，因前有大江阻隔，后有后赵追兵围堵，毛宝率6000人投江自尽。后赵军队为报复晋军在邾城的浴血抵抗，摧毁晋军军事大本营，遂将邾城夷为平地，邾城被彻底毁灭。
自战国至东晋600余年间，邾城作为江淮名城，军事重镇，见证着兴衰荣辱、得失成败，经历了国阜民安、金戈铁马。邾城的历史，是一部辉煌的历史。后人登临遗址，凭吊往事，唏嘘感叹。明初开国元勋刘基作有《邾城怀古》可表心声：孤城寥落偏蒿芜，万里萧条近楚符。鸦带夕阳归旧垒，雁将秋色下平湖。遗墟渺渺生禾黍，古木苍苍接里阁。故事岂劳重借问，江汉流水自萦纡。
西阳城
自东晋至南北朝两百余年间，东晋偏安江左，北朝相争不已，南朝更迭不休，华夏大地烽烟四起，少有安息。西阳城作为军事战略要地，始终处于纷争的漩涡中心，并承担了征伐五水蛮的大本营和长江中下游军事要塞两大历史使命。西阳本为两汉旧县，属江夏郡，县城在大别山北麓（址今河南省光山县西），西晋惠帝时，西阳县升格为西阳郡。后由于爆发永嘉之乱，西晋王室倾覆后，新生的东晋政权在大别山以北无法立足，西阳郡太守庾翼于公元329年（咸和四年）将西阳郡治由大别山北麓迁至邾城附近，并开始修筑城池，称为西阳城。因西阳城只是邾城的附属城池，在后赵军队攻陷邾城并毁城战斗中，西阳城损失不大，加之庾翼指挥得当，遏制了后赵的攻势，并迅速收复了失地，西阳城得以保全。
邾城被夷为平地后，东晋在长江以北、大别山以南的广大地区失去了统治中心。朝廷为了加强五水流域的统治，将西阳郡由侨置郡变为管辖邾县、西陵县、蕲春县三县的实郡，其辖地大致相当于今鄂东地域。西阳城作为西阳郡的郡城，政治、军事地位日渐重要，迅速崛起为继邾城之后的又一座誉满江淮、以战略重镇闻名的大城池。其时， “五水蛮”移民秉承巴人剽悍、勇猛、尚武之风，“蛮左凭居，阻藉山川，世为抄暴”（《水经注·蕲水》），不服王化，反叛剽掠。刘宋朝廷为解决“五水蛮”问题，采取怀柔和剿灭并举的措施，在“五水蛮”地域设置十八左县，归属西阳郡，使西阳城成为招抚“五水蛮”的大本营。以后，宋、齐、梁、陈诸朝皆以西阳城为大本营，对“五水蛮”实行高压态势，确保朝廷对“五水蛮”民的统治。
至南陈西阳太守周炅平定田龙升叛乱后，以功授平北将军、定州刺史。周炅鉴于赤亭（址今麻城市岐亭镇附近）地域“五水蛮”活动频繁，为便于军事指挥，将西阳郡城由西阳城迁移至保城（今武汉市黄陂区境内）。西阳城顿时失去了五水流域军事、政治方面的中心地位，加之不久隋朝统一天下，战事消歇，西阳城的军事重镇地位不复存在，逐渐湮没无闻。
西阳城的具体位置史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西阳城在今黄州城区内滨江一带。持这种观点的以中唐诗人元结为代表，他于唐朝宝应年间（762—763年）隐居樊上（今鄂州市区）时，认定江北对岸（即今黄冈市区）是西阳城故址，还到此耕田种地，并作诗多首咏叹西阳城的风光，如《西阳城》诗云：江北有大洲，洲上堪力耕。此中有五谷，不及西阳城。城畔多野桑，城中多古荒。衣食可力求，此时何所望。另一种观点认为西阳城在今黄冈市区东南的南湖临近巴河入江附近。持此种观点的以清光绪《黄州府志》为代表，志书在“西阳废城”条目中载有：“西阳废城在县东南”，“今府治东南三十里，有孙家嘴，枕山面河，形势足据巴水，经其下，旧名西阳河，殆西阳郡治故址”。
唐宋元时期的黄州
唐宋元诸朝的黄州，主要管辖黄冈、麻城、黄陂三县，州城较简朴，但名贤大哲、风云人物纷致沓来，所作所为，惊天动地，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深刻影响。正如陆游所言：“州最僻陋少事，杜牧之所谓‘平生睡足处，云梦泽南州’。然自牧之、王元之出守，又东坡先生、张文潜谪居，遂为名邦”。
“黄州”之名，始于公元579年（北周大象元年），北周军队攻占江北后，改南司州为黄州，州城先在黄城（址今黄陂区境内），公元585年（隋开皇五年）迁至衡州旧址（址今麻城境内）。公元607年（大业三年），朝廷改“黄州”名为“永安郡”，郡城迁至南安城（址今武汉市新洲县城），公元620年（唐武德三年），“永安郡”改称“黄州”，公元742年（天宝元年），再改“黄州”名为“齐安郡”，至公元758年（乾元元年），“齐安郡”复名“黄州”。如此反复，黄州也就有了“齐安郡”、“永安郡”等名号。但自公元607年以后，无论是黄州、还是齐安郡、永安郡，其州城、郡城均在南安城。
约中唐建中年间(779-783年)，朝廷将黄州州城由南安城迁至邾城旧址，到公元885年（中和五年），州城再迁至赤壁东南的滨江之地（约今黄州市区青砖湖一带）。至此，黄州城继邾城、西阳城之后又屹立于江淮之间，成为长江中游以北、大别山以南广大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
黄州在唐朝时管辖黄冈、麻城、黄陂三县，属下等州，地僻人穷。时任黄州刺史的杜牧如此描述当时的黄州城：“伏以黄州在大江之侧，云梦泽南，古有夷风，今尽华俗，户不满二万，税钱才三万贯，风俗谨朴，法令明具，久无水旱疾疫，人业不耗，谨奉贡赋”， “孤城大泽畔，人疏烟火微”、“柳岸风来影渐疏，使君家似野人居”。但其时，黄州城亦有城池，有城墙，有城楼，初具州城规制。至唐末，公元876-878年间（乾符三年至五年），王仙芝、黄巢率众屡战于黄州，使黄州城城池濒于荒废。公元884年（中和四年），客居黄州的前杭州刺史路审中在黄州募兵3000人，占据黄州和鄂州之地，次年，路审中鉴于黄州城残破不堪，遂将黄州城由邾城旧址稍迁至赤壁东南的滨江之地（约今黄州市区青砖湖一带），并筑新城。但好景不长，次年及被另一豪强吴讨逐出黄州城。此后，杨行密、杜洪、朱延寿、瞿章、朱友恭、马煦等地方割据势力相继在黄州城恶战争夺。至五代，黄州城属吴国，因与楚国相邻，于公元914年（天佑十一年），双方曾在黄州城激战。公元937年（天福二年）南唐建立，黄州城随之入南唐。后周立国后，长期与南唐在江淮一带争夺，公元956年（南唐保大十四年）后周军队攻占黄州城，但不久仍归南唐。公元958年（后周显德五年），南唐战败求和，割让淮南四州给后周，黄州也在其中。黄州城因之属后周。
公元960年，宋朝建立，黄州城平安归宋。黄州在北宋管辖黄冈、麻城、黄陂三县，仍属下等州，地域与经济相对偏僻落后，黄州城的市容市貌比较简朴。宋初黄州刺史王禹偁在《月波楼咏怀》中有载：“齐安古郡废，移此清江头。筑城随山势，屈曲还复周”，大致描述了黄州城的规制特点。当时，黄州有城墙，但破陋不堪，“雉堞圮毁，榛莽荒秽。”王禹偁已作出了“渐修城壁”计划，因不久因离任而未实现。直到北宋中期，黄州城池仍残破不堪。
1065年（治平三年），荆州刺史郑毅夫路过黄州城时，如此描述当时的城垣：“榜扶下坠，颓然其将颠”。宋代诗人张文潜在黄州先后住了七年，对北宋后期的黄州城了解颇深，对当时的黄州城池有如此记述：“黄名为州，而无城郭，西以江为固，其三隅略有垣壁，间为藩篱，城中居民，才十二三，余皆积水荒田，民耕渔其中” （《杂言》）。
北宋一朝，黄州城没有发生战乱，城池得到了发展。城内建筑物不少，比较著名的名胜和建筑有赤壁、竹楼、栖霞楼、月波楼、涵晖楼、安国寺、雪堂、定惠院、乾明寺、快哉亭、临皋亭、文宣王庙等。同时，黄州城作为滨江州城，南来北往旅客逐多。1032年（明道元年），黄州刺史夏竦为解决江水湍急、黄州无港可泊的问题，凿江边水道藏舟，命名为“夏澳”。优良的黄州港带来了商业贸易的繁荣，沿江上下的客商多聚于此，张文潜在《齐安行》中描述当时港口的繁忙景象：“客樯朝集暮四散，夷言啁啾来湖湘”。
靖康之乱后，北宋覆亡，宋室南渡，只剩半壁江山。黄州因处于国防前线，被确定为军事州。南宋一朝，黄州城始终处于抗金、抗蒙战线，长期处于战争氛围之中，市容市貌鲜有可观者。陆游于1170年（乾道六年）造访黄州州衙时记述道：“州治陋甚，厅事仅可容数客”（《入蜀记》），州衙况且如此，其它建筑可见一斑。
至端平年间，孟珙因抗蒙军事需要，组织军民力量，修茸了黄州城墙，并开浚了濠沟，黄州城墙逐渐形成一定规模。城有怀化、朝宗、向日、龙凤等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城门。黄州城因紧靠水路，交通与商贸较为发达。如明弘治《黄州府志》载：1184年（淳熙十一年），黄州城江面暴风，坏船十艘，沉盐2000余袋，并打碎大小船只50余艘，死伤无数，从此次事故也可看出黄州城商贸规模之大。而其时，黄州城的文化教育尤其为人称道，特别是建于宝佑年间(1253-1258)的河东书院在全国有极高声誉，《续文献通考》详载了南宋最有名声的23所书院，河东书院位列其中。
元朝建立后，朝廷相继设置了黄州路、黄州总管府、黄蕲州宣慰司等政权机构，当时黄州城的市容市貌史料鲜见记载，但史书中记载了黄州城发生的几次历史事件可以窥见一斑。元初淮西六砦抗元时，曾据有黄州城，因而引来元军的屠城报复，城池尽毁。元末，徐寿辉起义创立天完国，黄州城是天完国的大本营之一。1357年（太平二年），倪文俊谋弑徐寿辉不成，仓惶出逃黄州城，被驻守黄州城的陈友谅袭杀。此后，天完军、大汉军与元军在黄州城反复死战，黄州城殆成废墟。
唐宋元诸朝的黄州城，虽外观略嫌简朴，但物华天宝，灵气逼人。五百年间，名贤大哲、硕儒文士、风云人物纷致沓来，且多有惊人之举，骇俗之作。如左震、杜牧、王禹僻、赵令盥、史弼等显官能吏；如伊慎、岳飞、孟珙等武将虎臣；如元结、孙光宪、周敦颐、苏东坡、张文潜、丁鹤年等寓居隐逸之士；如李白、苏辙、黄庭坚、陆游等旅人游客；如王仙芝、黄巢、徐寿辉、彭莹玉等农民起义领袖和将领。这些历史人物在黄州城演出了一幕幕人生悲喜剧，给沧桑岁月刻下一道道屐痕履迹，从而点缀出黄州城历史的亮丽，使黄州城一步步地从无名走向有名，从质朴走向辉煌，展示着黄州城的魅力与动人。对于此，陆游颇有感悟，他在《入蜀记》中说：“州最僻陋少事，杜牧之所谓‘平生睡足处，云梦泽南州’。然自牧之、王元之出守，又东坡先生、张文潜谪居，遂为名邦。”
明清时期的黄州
1376年（明洪武九年），朝廷“改蕲州府为蕲州，隶黄州府”（《太祖实录》），从此，蕲（州）黄（州）合一，黄州府辖蕲州和黄冈、麻城、黄陂、黄安、蕲水、罗田、广济、黄梅八县。清沿明制，仅去黄陂一县，黄州府辖蕲州和黄冈、麻城、黄安、蕲水、罗田、广济、黄梅七县，称“蕲黄八属”。明清五百年间，随着蕲黄合一，黄州府辖县增多，地域扩大，人丁兴旺，名人辈出，开荒辟地，城乡繁华，经济实力增强。黄州城不再是“江淮间最为穷僻”（朱熹《黄州州学二程先生祠记》）的下等之地，而是“郡属富盛，甲科赫奕”，在全国赫赫有名，在江淮举足轻重。
明清黄州城的气势远胜于唐宋元黄州城。明清黄州城的辉煌从修筑黄州城墙开始。1368年（洪武元年），黄州府指挥黄荣按照“高筑墙”的国策，开始修筑砖砌的黄州城墙。鉴于宋元黄州城临江傍湖，地势低洼，水涨湮没无常，决定废弃宋元黄州城，重新勘定黄州城址，将黄州城向北迁移二里，使新城处于地势相对较高的赤壁山南麓（今址）。为烧制大量城砖，在城东南一处取土，因耗土太多竞洼陷成湖（即今市区青砖湖）。黄州城墙建设共历时17年，一律青砖砌就，全城周长1802.8丈（此为明洪武年间所测数据，清同治年间测得数据为1294.2丈），高2.1丈，城墙的厚度多依山势而决定。城上设警铺30个，雉堞2119个。城有四门，东面称“清淮门”，南面称“一字门”，西南面称“清源门”，西北面称“汉川门”，城内面积约1.42平方公里。城墙外有护城河环绕。黄州城墙宏伟壮观，坚固耐用，旧称“金汤甲诸郡”。
明清五百年间，黄州城经历了两次大的战争，一次是明末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占黄州，另一次是清末太平军五次攻占黄州。尤其是太平军攻占黄州期间，先后烧毁了黄德道署、黄州府署、黄冈县署、黄州协署、黄州府学宫、黄冈县学宫、黄州府试院、河东书院、黄州钟鼓楼、城隍庙、宾贤馆等规模较大的建筑群。安国寺、东坡赤壁等建筑亦在大火中化为灰烬，给黄州城池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黄州城“依山面江，形胜鸿敞，古所称蛟翔鸾峙之地”（清禹殿鳌《疏浚濠湟记》）。明清两朝除了两次战争外，绝大部份岁月是在和平的环境中度过的，使得黄州城有充裕的时间和充沛的精力进行建设，从而造就了黄州城的市井繁华。明清两朝，黄州城的街坊巷陌星罗棋布，曲径通幽，华屋深宅鳞次栉比，气派十足。据明弘治《黄州府志》载：黄州城内仅“坊”就有34处，即：紫微行省、激扬坊、善治坊、武定坊、进士坊、承流宣化坊、皇都得意坊、金榜题名坊、聚奎坊、世科坊、思贤坊、怀德坊、文治坊、安仁坊、依仁坊、淳美坊、里仁坊、坡仙坊、威武坊、德贤坊、拱辰坊、制锦坊、来远坊、阜民坊、都宪坊、雄飞坊、文明坊、经魁坊、驻节坊、三凤坊、翔凤坊、飞黄坊、联芳坊、清平坊。至清末，据1881年（清光绪七年）统计，黄州城有纪念性牌坊95座，如果把路口的“乐善好施”坊、南湖的“孝子坊”和东门牌楼湾、赤壁五甲街的贞节坊算在一起，共有99座。明清两朝留下的牌坊大致可分为四类：一类是功名坊，共44座；二类是官名坊，共35座；三类是儒林文苑坊，共6座；四类是忠孝节义坊，共14座。其中一、二类牌坊多，三、四类牌坊少。
另据清光绪《黄冈县志》记载：当时黄州城共有大小街道51条，其中城内22条，城外29条。明清两朝五百年间，黄州城一直以洗白街（今胜利街东段）为主街，最为繁华热闹，它以长条青石铺于中，卵石辅于侧，不显泥土杂草，街道牌坊林立，店铺气派，宅院幽雅。据明弘治《黄州府志》所绘黄州城地图显示，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0)，洗白街两旁有忠节祠、郡城社学、宪司、公馆、布政司、城隍庙、府学、府厂、卫衙、县衙、申明亭等公共场所和官衙。而据清光绪《黄州府志》所绘黄州城地图显示，清朝光绪年间(1875-1908)，洗白街两旁有莲花庵、将军庙、县学、贡院、协镇、县署、城隍庙等公共场所和官衙。
明清黄州城有两处代表性建筑物，一处是位于洗白街前的黄冈县儒学学宫，另一处是位于安国寺前的青云塔，二者至今皆保存完好。儒学学宫始建于1515年（明正德十年），择“清淮门内军器局东废地”（即今市实验小学内）修建。当时，学宫有大成殿、泮池、戟门、棂星门、集贤门、明伦堂、左右斋、稽古阁、诸生号房、馔堂等建筑，显得“壮丽宏伟”、“规模宏敞”，“凡礼典所宜，靡不饬备”（明·朱节《迁儒学记》）。从这里走出了明朝理学大师耿定向、《本草纲目》作者李时珍、内阁首辅（即宰相）姚明恭、名臣梅之焕、遗民诗人杜茶村、清朝状元刘子壮和陈沆、名臣大儒曹本荣、楚北大儒陈诗，国民政府司法院长居正、国学大师黄侃、哲学史家汤用彤、杰出科学家李四光、共和国代主席董必武等英杰。青云塔始建于1574年（明万历二年），整体皆以长方形青灰色石料砌筑而成，七层八面，高12丈8尺（41米），塔顶青石板间生长着一株主干胸径超过50厘米、高约2米、树龄过百年的朴树，虬枝苍干，枝繁叶茂，大旱不枯，视者称奇。该塔是我国风水塔系统中文峰塔的代表作，第一层正门楣上嵌有“全楚文峰”石匾，巽门石壁上刻有“青云直上”四字。
清黄州知府禹殿鳌曾感叹：“黄冈人文甲天下，弦歌之声，十室而五”。明清五百年间，黄州学子如云，人才济济，登科如探囊取物，名士如过江之鲫。据统计，明清两朝，黄州府八属共有656人中进士，其中明朝321人，清朝335人，占明清五百年间湖北地域进士人数的四分之一，居湖北州府之冠。更值得称道的是，清朝一朝整个湖北产生三位状元，黄州府就占了两位，一位是刘子壮，黄州堵城雅淡洲人，早年就读于河东书院，1649年（顺治六年）中殿试一甲一名进士，荣登状元。另一位是陈沆，蕲水县（今浠水县）下巴河人，于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中殿试一甲一名进士，独占鳌头。
明清五百年间，黄州城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和蕲黄八属支撑，货殖繁富，店铺众多，商贸兴盛。1479年（明弘治十年），黄州知府卢浚为改变黄州城内商业贸易网点零散不成规模的状况，利用城区旧织染局空屋建立了集贸市场，为了规范市场行为，还“设耆民以平价，委县官以防争，民乐从而集成”（明弘治《黄州府志》）。该集贸市场经营模式先进、管理规范，尽显后世工商管理的萌芽。明清相沿成习，城内商业贸易网点主要分布在清源门、沙街一带，因为该地滨临长江大码头，商贾云集，物流繁茂。清汉黄德道巡道周凯于1827年（道光七年）在《黄州应疏河道议》中有载：“郡属富盛，甲科赫奕，大舫小舴，舣泊城下”。清朝后期逐步兴盛的“黄州商帮”与当时的徽州帮、宁绍帮、江西并称国内著名商贸行业组织，以经营棉花、布匹、白铁、杂货、川糖、川盐为主。其规模庞大，网点众多，享誉全国，对汉口市场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棉花贸易，在全国居老大地位，有“白老虎”之称。而黄州城则是黄州帮根基所在。
民国时期的黄州
武昌首义，黄州城率先光复，成为拱卫首义之区的战略支撑，其功甚伟。民国期间，黄州相对承平，经济得以发展，城镇得以建设，赤壁得以修复。1935年，湖北第二督察专署专员程汝怀曾主持过黄州城区街道的修建工作。鼓励黄州城内各商号、士绅出钱，将黄州城内主要的街道路面进行改造。但整个街道仍然狭窄弯曲、高低不平。1946年，黄冈县长朱怀冰提出“建设新黄冈”的口号，将黄州城墙拆毁，以城墙的砖石修建学校。在拆毁城墙的同时，为了拓宽街面，将黄州城内的几十道牌坊也悉数拆除。1947年，国民政府湖北省建设厅第三工程队为黄州制订了功能较齐全的城区建设，只因当时局势混乱，此规划无力实施。据当时统计，黄州城内外共有街道36条，其中城内30条，城外6条。
民国初期，黄州的主要商业活动在城外关山码头（今黄州城区汽渡江边）进行。其时，英、美、日诸国列强之轮船皆停靠关山码头，外国轮船不仅上下旅客、行李，还装卸客货，年长月久逐渐形成一条小街，有客栈、茶馆、肉店、杂货店等30余家，英商代办张绍鞠在此开设有“怡和”洋行，美商代办张细泰开设有“招商”洋行，日商开办有“大孤”洋行，使关山码头成为黄州市井繁华之地。该地铺店林立，人来客往，交易频繁，商业繁荣程度远胜于城内，但随着长江水位涨落和长江主道移位，关山码头的滩坡逐年崩溃，商业活动亦逐渐减少。1931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灾害，关山码头完全崩溃、淤塞，附近之房屋倒塌殆尽，码头迁移，关山码头的商业活动完全停止，转至黄州城内进行。
辛亥革命后，黄州城内的商业活动逐渐展开。较早为孙渭清在古楼岗开设的孙记药铺。随后有孙孝堂的小杂货铺，继之而来的有水烟店、槽坊铺等十余家，黄州街市上的商户逐渐增多。到1927年，黄州商业已发展有杂货、豆腐、药材、水烟铺、槽坊、油行、京广百货、屠宰、榨房、布店、栈房、炭元、酱园、字画店、陶瓷、电报局、笔铺、银楼、水果、蛋庄、酒楼、饭店等行业。主要店铺有98家，绝大多数店铺本小利微，以“卫祥泰”杂货店与“四明”酒楼最为著名。
1938年至1945年，黄州沦陷，商人逃散，商业停顿，市面萧条。
1945年黄州光复后，黄州商业再次兴盛，行业、商户及经营品种不断增加，实力雄厚的店铺明显增多，据民国38年（1949年）的《黄州镇商会各同业公会会员清单》记载，黄州城的主要工商店铺216户。各商店经营的商品主要有百货、五金、药品、食品、饮食、副食、蔬菜、石油等类型。
（张 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