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育英与毛泽东的三段特殊交情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林育英，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往，并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笔者仅从所掌握的资料看，林育英一生与毛泽东至少有过三次重要的工作交集。
建党时期初识青年毛泽东
五四运动前后，各种新思潮、新社团、新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诞生。1920年2月1日，恽代英、林育南、李书渠、廖焕星等进步青年创办的利群书社在武昌应运而生。受堂弟林育南的影响，林育英积极参加利群书社的各种活动。
利群毛巾厂就是在恽代英、林育南的帮助下，由林育英和林洛浦等人集资开办的。利群毛巾厂和利群书社，最初都是恽代英创办的互助社进行社会改革活动的据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利群毛巾厂成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办公处和党组织活动的联络点，中共的许多革命家如恽代英、陈潭秋、萧楚女、李求实、项英等常来这里开会讨论问题。不少进步青年和革命人士有时食宿无着，就到这里吃饭居住。林育英对外是老板，对内是经理。其实跑堂、扫地、漂染毛巾、推销产品什么活都干，实际是以合法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
1921年7月16日-21日，林育英和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实等24名青年分别从河南、陕西、安徽和武汉等地汇集到黄冈浚新小学开会。经过三天的讨论，与会成员一致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赞成组织新式的党——布尔什维克的党，并提议把即将成立的组织叫做“波社”（波尔什维克）。大会决定成立共存社，共存社的成立，实质是黄冈独立探索建党活动的开始。
出席这次会议的24人中，有一个是来自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的代表易礼容。1920年毛泽东赴京途经武汉时，因他和恽代英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住在利群书社的楼上，和互助社的成员进行了广泛地交流。新民学会和互助社的关系很密切。因此，1920年春，互助社在武汉办了利群书社后，同年夏，毛泽东很快就在长沙办起了文化书社，易礼容任经理。毛泽东知道利群毛巾厂的情况后，回到长沙向易礼容作了介绍，要易礼容到黄冈购买铁木织布机，学习办厂经验，聘请技师，在长沙筹办织布厂。
会后，林育英和林洛浦等人接受毛泽东、易礼容的聘请，带着购买的铁木织布机，随易礼容到长沙参加织布厂的筹建工作。在协助筹办长沙织布厂的过程中，林育英、林洛浦从集资建厂、原料购进到生产组织、产品销售等，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林育英更是把自己多年积累的染织技术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湖南的工人兄弟。
正是这次在长沙的活动，林育英正式结识了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时年，毛泽东28岁，林育英24岁。
1923年的仲春，林育英第二次到长沙。中共湘区委员会派他在长沙望麓园织布厂当技师，并担任党支部书记。
在长沙期间，林育英一方面指导关心工人的生产和生活，帮助工人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生产技术；另一方面，他抓住时机，秘密组织党员学习革命理论，向工人宣传革命思想，帮助党员和工人坚定革命信心。除了负责织布厂的工作外，林育英还和从事长沙工人运动的罗学瓒一起，领导了长沙人力车工人反对业主私擅加租的罢工和请愿斗争。由于组织领导有方，资方被迫答应了工人的部分要求，罢工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危急关头支持井冈山的毛泽东
1928年4月，根据中央决定，林育英第三次来到长沙。
当时的三湘大地，一片白色恐怖。仅从1927年8月至9月，湖南全省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达10万之众。仅中共长沙市委就有20多人遇难，党的工作完全陷入停顿。
林育英赴湘后，来到安源，很快与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滕代远和贺昌等人接上头。经过他与湖南地下党组织的艰苦工作，恢复了湖南省委。林育英任湖南省委常委兼省委职工委员会书记。
这时毛泽东已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林育英在湖南省委工作期间，十分关心和重视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当时，刚刚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虽然地处湖南江西两省边界，但在党的组织关系上仍属中共湖南省委领导。
1928年5月前后，由于敌人的疯狂“会剿”与破坏，致使井冈山根据地与中央及湖南省委的关系中断。中共湖南省委曾想方设法与红四军取得联系，以便给予必要的帮助与指导，两次派人上井冈山，但由于敌人封锁严密，均未能联系上。林育英与中央巡视员贺昌决定派杜修经第三次上井冈山。杜修经带着贺昌起草、林育英修改审定给毛泽东的信，终于闯过敌人的封锁线，平安到达宁冈茅坪，将省委的信亲手交给了毛泽东、朱德。
这封信，就如何在井冈山建立“军事大本营”，形成农村割据，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工农武装，提出了切合实际的指导意见。而这些意见与当时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
应该说，这封信是上级领导对毛泽东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战略思想的第一次肯定，给了孤军奋战、与世隔绝的毛泽东、朱德以及井冈山军民极大的鼓舞。
毛泽东非常赞同湖南省委来信内容，第二天就召开红四军军委会，听取杜修经传达省委的指示。随后，毛泽东又陪杜修经到红军各团传达，并视察红军各防区、各个哨口，同时了解宁冈分田地的政策和进展情况。
6月中旬，杜修经回到安源，向林育英等省委领导汇报了井冈山党、政、军各方面的情况以及面临敌人再次“围剿”的困境。根据杜修经的汇报，6月19日，林育英、贺昌等人作出了《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特委及四军军委的工作决议案》和《给湘赣特委及四军军委信》。决议案提出了“巩固罗霄山脉中段根据地”的多项发展策略，湖南省委还多次派安源工人和干部上山，送去食盐、纸张和药品等紧缺物资，并且还选调500多名安源工人参加了井冈山的红军。
虽然因情况不明，林育英和湖南省委其他成员对井冈山根据地斗争的指导有失当之处，但他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及时向“敌军围困万千重”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传达中央指示，派遣党的干部，加强党的领导，输送工人、学生参加井冈山的红军，沟通与江西省委的联系，乃至解决经费、医药等困难，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长征途中力挺北上的毛泽东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2日，林育英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于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
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正在长征，因敌人的围追堵截，加之电台密码丢失，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关系，也与共产国际中断了联系。为了迅速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内容，中共代表团决定派林育英回国。林育英受命之后，化名张浩，扮成商人，牵着骆驼，带着密电码和在苏联受训的报务员赵玉珍，经长途跋涉，风餐露宿，于11月初到达陕西定边县，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
11月中旬，林育英到达延安。12月8日，张闻天邀请林育英到安塞，迎接从直罗镇回来的毛泽东。林育英和毛泽东终于在瓦窑堡再次见面，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连着几天，毛泽东与林育英促膝长谈，毛泽东询问了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情况，林育英都一一作了回答。
12月中旬，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专门听取林育英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的传达。大家一致认为，林育英传达的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党中央也应及时制定新方针、新政策，决定马上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
12月17日，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林育英传达的精神，制定和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反对当前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头子蒋介石”。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又和林育英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地交谈。毛泽东向林育英详细介绍了长征途中，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在北上抗日上产生了分歧，张国焘拥兵自重，擅自率军南下，分裂红军又另立中央的经过。毛泽东说，目前张国焘率领的红军有七、八万人，指战员的处境十分危险，要尽快将他们拉回来。张国焘比较相信共产国际，正好你又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你可以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配合中央作工作，力争左路军早日回来。
林育英听后深感责任重大，并且相信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从而坚定地站在党中央一边，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个艰巨任务。
1936年1月16日，根据毛泽东、张闻天的意见，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给张国焘发去了第一封电报。接到电报后，张国焘仍不愿带领部队北上，而且还心存侥幸，幻想共产国际代表能支持他。诬告中央的政治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和逃跑主义，但他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毛泽东、张闻天建议林育英再给张国焘发电报。林育英于是又给张国焘、朱德发去了第二封电报。与前一封电报相比，这封电报口气上更严厉些，从正面肯定了中央的政治路线，表明它是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还指出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提交共产国际解决，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为解决党内纠纷，林育英让张国焘“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使之能愿意接受。
张国焘看到这封电报，心情极为复杂。林育英的电报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就意味着张国焘的主张和做法是错误的，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从内心讲，张国焘很难接受林育英的这个电报。只是由于林育英的电报中说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他才不得不考虑林育英的意见。
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南下受到了较大挫折，加之红四方面军中的二号人物、军政委陈昌浩，也开始转变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这样，在朱德等同志的斗争下，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接受成立由自己担任书记、任弼时担任副书记的中共西南局，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这一过渡性办法。
最终，在中央领导下，张国焘的分裂阴谋遭到失败，只好同意北上，从而实现了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林育英在与毛泽东的长期交往中，既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关心，与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林育英由于长期忘我工作，积劳成疾，在延安养病期间，毛泽东多次看望。特别是在重病和去世时，毛泽东不仅亲自看护和守灵，亲自题写“忠心为国，虽死犹荣”的挽词，还亲率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为林育英执绋抬棺，这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为自己的亲密战友执绋抬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