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位三（1902—1975），原名郑植槐，黄安（今红安）县人。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７年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和县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他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组织领导了黄安秋收暴动，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１９３０年起，他先后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代理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长和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等职。
    　１９３２年６月，蒋介石指挥30万国民党军队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之后，郑位三接任了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职务，从此挑起了领导鄂东北革命斗争的重担。
    　为了稳定群众情绪，扭转当时的混乱局面，郑位三首先抓了群众工作。他指示道委向各县、区、乡发出通知，要求以最大的努力，巩固党和政权组织；提出“边战斗、边生产”的口号；组织干部和群众，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坚持与敌人斗争。与此同时，郑位三还抓紧建立地方武装和支援主力红军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各区、乡普遍建立了游击队和游击小组，并以各县的独立团、战斗营为主，组建了6个游击师或独立师，总计约5000余人，形成了各县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在重建红二十五军时，他经常奔走于部队和群众之中，宣传扩大红军的重要意义。他还要求各县积极支援红军，要人给人，要枪给枪，一定保证主力红军的需要。当时，鄂东北就有数以千计的地方武装，成批地补入红二十五军。
    　郑位三领导的游击总司令部及罗山地方武装（也称西路军），当时主要活动在黄安、光山、罗山交界处的天台山、老君山、仰天窝一带，同时与活动在其他县区的独立团、游击队保持联系，共同配合主力红军打击敌人。为了加强对游击武装的领导，郑位三还到各县、区去了解和指导工作，并及时总结经验，提出了建立便衣队的正确主张。为了使便衣队更快地在各地发展起来，他多次举办训练班，并亲自抓了便衣队的组织建设，明确了便衣队的战斗任务，还制定了“游击战争、昼伏夜动、两面政策、统一战线”的活动方针，从而使便衣队发展成为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工作队，受到了中共鄂豫皖省委的高度评价。   
　　1934年1月，郑位三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同年11月，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并随军长征至陕南。此后，参与领导了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并历任中共豫陕特委、鄂陕特委书记。１９３５年７月，为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红二十五军决定西征甘肃、北上陕北。郑位三留在陕南地区，继续坚持鄂豫陕根据地的游击战争。为了统一领导，集中兵力，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合并为鄂豫陕特委，各路游击武装合编成红七十四师，郑位三任特委书记。
    　红军主力北上后，国民党军集中二十几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实行“划区清剿”，企图消灭留在鄂豫陕根据地的游击武装。郑位三冷静地分析形势，决定采取“兜大圈子”的游击战法，同国民党军周旋。根据这一方针，红七十四师从国民党军的包围中奔突出来，大胆而灵活地开展游击战争。郑位三还依据斗争的需要和形势的变化，灵活地制定和实行了一些统战政策，从而有效地争取和团结了中间势力，使游击战争得以胜利开展。郑位三领导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独立坚持了近两年的游击战争，使红七十四师由600余人发展到2100余人。这支队伍后来改编为留守兵团警卫四团，肩负起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
    　抗日战争爆发后，郑位三受党中央的委派回到了鄂豫皖根据地，先后担任鄂东北特委书记和鄂豫皖区党委书记以及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等职。他同方毅、张劲夫等领导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动和武装群众，为开辟中原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１９４０年２月，郑位三兼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委，和徐海东等一道，在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下，坚决打击了日伪的进犯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磨擦。皖南事变后，郑位三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委员、淮南区党委书记兼路西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张云逸等领导了淮南等地的抗日斗争。１９４３年秋，郑位三受党中央的委派，作为中原局的代表到新四军第五师战斗的鄂豫边区，参加边区党、政、军的领导工作。他和李先念等人领导边区军民为建立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斗争。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郑位三当选为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初期，郑位三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委、代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治委员。１９４６年６月，他同李先念等率领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和部队胜利地进行了中原突围，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嘉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位三曾被选为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和全国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常务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