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严重，东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纷纷用武力侵占中国领土，划分势力范围，亡国灭种的惨祸迫在眉睫。国内清王朝统治腐朽不堪，对外卑躬屈膝，对国内残酷压榨，人民贫困到了极点。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特别尖锐，一场革命的风暴在中华大地上酝酿着，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地处长江中下游的鄂东地区受帝国主义侵略较早而又压迫最深，因而成为近代进步思潮和革命运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历史上这一带的农民曾多次举行起义反抗封建统治压迫。在著名的元末农民起义中，鄂东是最早的起事地之一。罗田布贩徐寿辉、麻城铁匠邹普胜后来都成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他们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曾攻占长江中下游的十几座城市，威震一方。到了近代，太平军与清军在长江中游一带展开了持续数年的拉锯战，一大批穷苦农民投身太平军，给鄂东留下了深远的革命影响。当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沿长江水道滚滚而来时，鄂东最先感受到了它的威胁。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鄂东人民展开持久不断的斗争，这里多次发生反对帝国主义传教士的教案，其中1891年发生的“武穴教案”，曾引起清王朝最高统治集团的震惊。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这座在鄂东西面不远的长江中游的重镇，是帝国主义争夺的焦点，也是清王朝统治的重心，而各种进步思潮与革命力量又常在这里汇集，因此鄂东地区很自然地接受到武汉的辐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汉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又大量向日本和欧美派遣留学生，鄂东地区一大批青年得以到武汉上学或到日本等地留学。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本意是想造就一批忠顺而又得力的奴才，可是这些人中有一部分在读书和留学的过程中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鄂东籍的孔庚（蕲水）、黄侃、田桐（蕲春）、余诚（麻城）、居正（广济）等人都是从武汉新式学堂或通过其他途径前往日本留学的，他们后来都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的早期会员。

1905年7月，孙中山从美洲来到日本，在横滨和东京受到中国留日学生的盛大欢迎。孙中山在这之前已为革命奔走多年，但由于没有建立统一的革命政党，难以号召和组织各方力量，因此总是处于失败境地。这次来到东京，经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介绍，同华兴会首领黄兴及宋教仁、陈天华等认识，深感组织统一的领导中枢以集中革命力量的必要。于是他约黄兴等人在黄冈人田桐等创立的“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开会，力陈革命必须首先团结力量，组织统一的政党，得到黄兴和留日学生的一致赞同。经过酝酿筹备，这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正式担负起了领导革命的任务。在此之前的一次会议上，第一批宣誓入盟的会员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朱执信等70多人，居正、田桐也是这批入盟的会员。同盟会成立后，田桐先是被推选为评议部议员，不久任执行部下属的书记部书记，分管会内机要。同年11月26日，田桐与宋教仁等将他们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在东京创刊出版。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号上发表的《创刊词》，第一次将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纲领，解释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随后，孔庚、黄侃、余诚等也加入了同盟会。这年冬天，担任同盟会鄂省负责人的余诚从日本回到了武汉，主持湖北盟务，以湖北革命党人开展革命活动的联络中心日知会为活动基地，介绍日知会成员加入同盟会，鄂东籍有一大批人在这前后入盟。到1907年，鄂东籍同盟会员有35人之多。当时全国会员不足1000人，湖北全省就有103人，鄂东籍会员占全省1/3以上，由此可见鄂东革命思想之活跃，参加革命之踊跃。这些同盟会员后来大都成为辛亥革命的领导骨干，为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作出了贡献。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前进，他们中有的人后来跟不上形势，渐渐落伍掉队，但也有一部分人继续保持民主革命的立场，成为共产党的朋友或投身共产党领导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