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7月，国家粮食直补政策出台后，黄州区陈策楼镇农民种粮积极性空前高涨。这是陈策楼村农民喜收早稻时留下的镜头。（尹文先 摄）

夏风吹拂，阡陌纵横的稻田一片葱绿。武穴市大金镇周梓村锐兴家庭农场主杨云广开着车，到水稻基地巡田。

62岁的杨云广扎根农业已有45年。1977年，他高中毕业后到生产队挣工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他一家4口分到6.5亩田。他1990年起做种子生意，2007年起流转农田实行规模化种植，2014年成立家庭农场，如今耕种了2800多亩田地，年产优质稻谷160余万公斤，获得过原农业部授予的“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

杨云广的农业生产经历，映照着我国农村改革的沧桑巨变，也是黄冈粮食改革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从农村开始的中国改革大幕，再一次极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黄冈在鄂东率先推行“大包干”，建立湖北省唯一的袁隆平超级杂交稻展示基地，“油稻稻三熟制水稻高产配套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麻城等4县市成为“全国产粮大县”，为国家粮食生产再立新功。

1998年，黄州区陈策楼镇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延长农民土地承包期。（尹文先 摄）

春雷乍响 鄂东诞生“第一块试验田”

“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1978年11月24日晚，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签下“生死状”，将村内土地分包到户，开创了我国家庭联产承包制先河。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小岗村时指出：“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

“黄梅县柳林乡紧邻安徽，当年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消息隐约传来，我们大队也开始搞‘大包干’。”谈起往事，62岁的柳林乡退休干部陈珍民记忆犹新：“当年我家7口人分到3.5亩田，第一年种杂交稻，亩产1500斤左右，比‘大包干’之前多一倍。全村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史料记载，1978年冬，黄梅县柳林公社柳林大队分田到组，1979年冬，柳林大队11个小组又分田到户，成为鄂东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块试验田”。

黄冈人民素有“敢喝头啖汤，敢打第一枪”的红色基因。市史志研究中心主任江明说，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为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黄冈地委第一时间出台《关于夺取1979年农业全面丰收的决定》，提出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实行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1979年冬，英山县杨柳公社群红五大队将名叫“天上”的高山上的6.8亩耕地，承包给住在附近的十生产队陈之才耕种。他带领全家起早贪黑，精耕细作，1980年共收获粮食3300多公斤，比上年增加一倍多，人平纯收入达208元。群众说：“‘天上’陈之才，家住半山岩，包了一年田，全家富起来。”

在黄州区陈策楼镇陈策楼村村史馆，一份1991年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实践调查小组的《陈策楼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调查》记载：80年代前，陈策楼村既怕旱又怕涝，粮食保收面积仅20%左右，全村普遍吃返销粮。1979年实行“分田到组、分田到户”，全村1000多亩田旱涝保收，1980年至1990年连续10年丰收，粮食总产量比1978年增长38%，已是家家户户有余粮。

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1982年至1986年，中央连续出台5个“一号文件”，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予以肯定、推广。

在中央文件精神指引和湖北省委领导下，黄冈地委提出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放手让群众选择适合本地情况的生产责任制形式。到1982年底，全地区49000多个生产队，有96.6%实行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

“大包干”打破了“大锅饭”，极大解放了生产力。1984年，黄冈地区粮食总产34亿公斤，比1978年的23.5亿公斤增长45％，实现从贫困饥饿到温饱有余的根本性转变。

1994年，年终算账喜上眉梢。（尹文先 摄）

春潮滚滚 土地流转的“黄冈模式”在全省推广

“端阳好插秧，家家谷满仓。”今年端午节，在麻城市宋埠镇新田铺村，插秧机在田里来回穿梭，一块块水田插满绿色秧苗。

正在田边劳作的种粮大户周功顺告诉记者，2000年，他边种责任田边经营农资生意，看到村里一些农田被撂荒，觉得十分可惜，就租下村民的120亩抛荒田，签下15年租赁合同。如今，他共签约流转农田1200亩，种再生稻，年产稻谷60多万公斤。

从分田到户到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周功顺说：“我赶上了好时代。”

1996年5月，沐浴着改革春风，黄冈撤地建市，传统农业迎来发展春天。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着打工潮，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奔向城市。1998年10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明确，农户承包地使用权可以自愿、有偿流转。

原黄冈市农委副主任陈幼安说，市委、市政府紧跟党走，大胆改革，从1999年至2001年先后下发《关于加快农村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意见》《关于批转市委、市政府调查组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的调查报告的通知》等文件，因势利导，形成了全市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6种形式，即：互换式、转让式、租赁式、委托式、参股式、拍卖式，得到省委肯定，并在全省推广。

粮食主产区团风县，以龙头企业兴隆米业有限公司为依托，2008年探索出“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土地流转模式，流转全县数万亩田地，实现多赢：公司找到原料基地；农民受益权得到保障并增收；土地产出提高，新品种、新技术下田，实现全村机械化种田。

时任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邹进泰称，兴隆模式是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基础上，提高农业集约化、产业化、标准化水平和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有效形式，是创新土地流转机制、改进生产方式的有益探索。

到党的十六大召开的2002年，我市土地流转面积突破百万亩，约占耕地总面积的25%；涉及农户约40万户，占农户总数的22%。

税改乐坏了庄稼人。（尹文先 摄）

春风惠农 催生一批种粮大户

2022年6月4日，走进黄梅县张湖农场沙河分场，一片片方格状的漫水稻田映入眼帘。

“小龙虾销售已接近尾声，6月中旬就播种一季优质稻。”正忙着卖小龙虾的陈忠说，他上世纪90代开始种田，从种双季稻到再生稻，再到现在发展虾稻连作，面积从50亩到现在的2300余亩，还被评为全省种粮大户。

“刚开始每亩要上交400斤稻谷作为税收，现在不仅不交税，每亩还有120元左右的种粮补贴。”陈忠说，党的惠农政策越来越好，农民种田积极性越来越高。至2009年，黄梅县1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有169户，还涌现出4个“全国粮食生产大户”。

市农业农村局三级调研员郭建新说，中央从2000年开始推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取消“三提五统”，2002年开始逐步建立农业“四补贴”、粮食最低收购价等制度，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终结了沿袭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实现由“种田纳粮、天经地义”到“种粮免赋、国家补贴”的历史性转变。

数据最具说服力。至2011年，全市发放惠农政策资金共计7.69亿元，其中粮食直补6694.4万元，良种补贴1.21亿元，农机具补贴6864.5万元。

在浠水，退伍青年陈文成立浠水骏旗农业公司，在陈庙河流域承包8620亩田地，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建设高标准农田，探索虾稻连作，实现公司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在蕲春，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的宋林辞去在大城市的工作，回到家乡蕲春县向桥乡白水村，成立三和农机专业合作社，承租5880亩土地种植再生稻、糯稻等新品种，2012年荣获“全国种粮大户”称号。

市农业农村局统计数据显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全市涌现出一大批粮食种植大户，其中国家级、省级种粮大户30多人次；麻城、浠水、武穴、黄梅4个县市获得“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6个县市成为“全省粮食生产大县”。2012年，全市粮食总产31.2亿公斤，比1978年增长31.4%，人均占有粮食从1978年的206.5公斤上升到2012年的417公斤，增加50%多。

一个个故事，再现了黄冈人民敢为人先、勇于创新，推动粮食生产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一组组数据，充分证明发展是硬道理。

税改带来新气象。（尹文先 摄）

【讲述】

“大包干”激发“三年三大步”

1978年前后，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包产到户获得丰产丰收的消息隐隐约约传到黄梅，厌倦了大集体生产、“吃大锅饭”的农民和较为解放的基层干部们跃跃欲试，开始实行桩号生产责任制，不久即过渡到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8年春，在县委书记徐扶焕和县委的着力推动下，黄梅县分别在北部山区柳林和南部滨江湖区小池公社刘佐管理区试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搞“大包干”试点。我家在柳林公社四组，一家4口人分到2亩多田地，当年就实现大丰收，亩产1000多斤。

1980年初，黄梅县委召开扩大会和联产责任制的研讨会，大家畅所欲言，摆“试点”情况，讲思想过程，掀起农村改革新高潮。当年，全县4237个生产队，绝大多数都搞了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全县大增产大丰收。社员说，“大包干，很简单，直来直去不转弯，交了国家和集体，剩下全往自家搬”。

黄梅是黄冈地区搞生产责任制“起步最早，效果最好的县”。1980年10月2日的《湖北日报》，登载了黄梅县委调查组撰写的长篇调查报告《联产计酬是现阶段农村一种较好的生产责任制》。省长黄知真肯定了黄梅的农村改革。

黄梅县是农业大县，农业生产搞起来了就带动了全县各行各业的快速发展。“大包干”带来的农业经济大增长，实现了县委提出的从1980年起“三年三大步”的跨越发展规划。

（讲述人：陈珍民，62岁，柳林乡退休干部）

【记者手记】

敢喝头啖汤

黄冈日报全媒记者 沈红星

从吃得上饭到吃得饱肚子，改革开放时期，黄冈粮食改革见证了这段历史。2012年，全市粮食总产31.2亿公斤，比1978年增长31.4%。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地少人多的黄冈，不仅养活了自身700多万人，每年还交售国家近5亿公斤粮食。这个奇迹的背后是什么？

是党顺应亿万农民愿望的制度改革，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大集体时的大生产，到分田到户的家庭单干，再到鼓励土地流转适度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每一次改革，都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为业者护航。实践再次证明：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

是黄冈各级党委政府紧跟党走、执政为民的坚定信念和担当作为，始终抓牢粮食安全这个“国之大者”。改革开放洪流滚滚向前，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随着工业化、产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黄冈各级党委政府紧跟党走，推进改革，始终把保面积、增产量放在突出位置，坚决扛起农业大市、粮食主产区的使命担当，不仅养活了700万黄冈人，还每年交售国家近5亿公斤粮食。

是黄冈人民敢闯敢试、开拓创新的改革精神，探索了增产增收的科学路径。从在鄂东率先推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大包干”，到被评为“全省农村二轮承包政策落实的先进单位”，再到探索出在全省推广的土地流转“兴隆模式”、诞生全省首个农民专业合作社……黄冈人民敢喝头啖汤，为改革大胆蹚路，走出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黄冈粮食改革发展新路。